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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吴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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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一怪姚大鹏 发表于 2018-2-17 16:1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邓石如开“邓派”之后,篆书书法正式走入篆刻,印坛面貌为之一新,后起学邓石如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很多,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吴让之。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听听后世名家吴昌硕的评语:


“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吴昌硕说他跟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学邓石如,不如直接学吴让之,这是学生超过老师的意思啊。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但清代有清穆宗名字叫载淳,为了避讳,于是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扬州)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


吴让之是包世臣的学生,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弟子,因此,吴让之可以算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


吴让之自小就喜欢刻石,性格沉静,15岁后自己开始钻研汉印,这一钻就是十年,而正是这十年的汉印功夫,使他正式走入印坛。


吴让之成年走入印坛之时,正是邓派印风与浙派印风分庭抗礼的历史时期,30岁时,吴让之“始见完白山人印,尽弃其学而学之”,邓石如的印太好了,吴让之干脆扔掉自己前半生学习来的东西,从头学习邓石如。一方面是虔诚,一方面有老师包世臣的指点,吴让之很快成为邓派名家。书法、篆刻皆学邓石如,渐至书法、篆刻皆精境界。


(吴让之书法)

吴让之与赵之谦交好,同治三年(1863年),赵之谦托好友魏锡曾将自己的印蜕带给吴让之品评,这些印章里,有一方印,印章的边款上写道:“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这是当面拍马屁啊,吴让之一看,非常感动,对赵印作了评说:“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


吴让之对赵之谦的评价很高,说汉碑入汉印,也就邓完翁独有千古,而你已经登达完翁之室,那里还需要我再加称赞一句啊。


不但评价高,吴让之又冒酷暑刻了“鉴古堂”、“赵之谦”等白文四印,四印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


但赵之谦在同一年就改了对吴让之的评价,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长篇文章里写道:“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是的,赵之谦这时候开始说了,吴让之的作品完全遵守他老师的方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刻印的水平只能是能品,能品之外还有妙品、神品、逸品呢!说白话呢,意思就是说吴让之的水平也还可以,从唯一人能品罢了,这评价降了不少格。


吴让之真的学邓石如而不化吗?其实完全不是那样。


吴让之的学邓印,并没有完全困于邓派,而是使邓派印风更趋成熟,平稳和悦地显示了邓石如圆润流畅的风格。


最有创造性的是,邓石如的印风尚存在朱白文尚未统一的问题,而吴让之加以锤炼使之和谐统一,我们看吴让之的白文印,跟朱文印一样,都是以书入印,这比邓石如的白文印的汉印味道,更成熟了一步。邓石如以书入印,大多在朱文印里显现,到了吴让之,白文印也终于显示出书法之风。


当然,赵之谦有赵之谦的说法,再说了,说这些话的那一年,赵之谦刚刚34岁,正当风华正茂,年轻气盛,说两句过头话也不为过,而吴让之已经64岁,步入晚年,是个没有身份地位的老头了。赵之谦于印史的贡献当然也很大,但于当时,那样评价吴让之是不准确的。但对于赵之谦的评价言辞,老实到极致的吴让之,估计也不过是嫣然一笑罢了,并没有其他言论应对。


我们看点吴让之的作品,先看几方白文印:

(廷飏私印,看似汉印风格,仔细看文字,才知道这是吴让之)

(吴熙载印,这是老吴的私印,刻白文如朱文一样,书法就在文字里)

(吴氏让之,同样是私印,但是不是有憨态可掬状?)

(迟云山馆,这简直就是在石头上写字了,忽然想到前面提到过的”皮刀“,但这不是皮刀,这就是书法在石头上。)

(吴熙载字让之,仿秦印的格式老酒壶,但装的是吴让之的新酒,清新灵秀,宁静淡泊,丝毫不显呆板之气。)


再看几方朱文印:

(文节公孙,这方印,像邓石如吧。)

(观海者难为水,依然是邓石如的风格,但比邓石如清新,更淡泊。)

(惧盈斋主,后世的吴昌硕等大家,当从这方印里吸收过营养。)

(师慎轩,后世的齐白石等大家,当从这方印里吸收过营养。)

(逃禅煮石之间,真佩服那个”石“字,那赖以支撑它的一第竖线,吴让之故意把它刻粗了。)


我们可以认为,吴让之是一位把邓石如的“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的风格发展完善的集大成者,继承了邓石如的衣钵的他,并没有再开新路,他太老实了。


他有个号叫“晚学居士”,这是有来源的。他甚至还刻了好几方印,诸如晚学居士,晚学生,学然后知不足等印,这些印的来源是因为他到晚年,突然对写意花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丝毫不顾自己在书法篆刻上的名声,去拜了一个比他还小十岁的画家郑箕为师,并且从此学习画画十几年,上面这几方印,就是他钤盖在这些画作上的印章。由此可见,这位老实人,还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式的人物。

(画梅乞米,我们经常临习的一方经典之作,大概是吴让之晚年的生活写照。)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到吃饱饭都是问题,可见当时的艺术家的境遇并不好。他在泰州东坝口一所观音庵里借住,卖画谋生。这也是他一生刻了上万方印章,但却不愿意在边款上署名,因此流传下来作品不多的原因,他不想把那些他卖出去的篆刻当成他的艺术创造,在出手那一刻,那件篆刻作品,他只当那是一件商品。


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这是一位不谙世故人心的艺术家,他终身也没有当成官,最高的“功名”就是有个秀才身份,他不擅钻营,他以老实人的秉性,在艺术上潜心钻研而终老一生。如此篆艺精湛的大师,竟然在死后才得享大名,这让人想到那个死后画作卖到世界最高价的梵高,大概中外的艺术家们,命运并没有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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