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钧院士在陈传康教授逝世十周年祭奠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演讲

陈传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我与他结交四十多年，缘起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地理所从南京迁到北京，我在地理所工作，因工作需要也要常来北大，就像亲家串门。来了之后会找林超老师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同学侯仁之先生，但与陈传康结交最多，因为我们志趣相投。



他原来立足于自然地理研究，将自然地理作为重点研究，特别是在自然区划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强调学以致用，所以自然地理首先就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大跃进以后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是出现了，所以他就抓了环境问题的研究。

自然地理要应用与生产方面，首先就关注与自然条件关系最紧密的农业生产，因此他的兴趣又从自然区划转到农业区划，对农业地理的很多问题他都有兴趣。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先后去日本、西德、法国等发达国家去参观，回来以后认为这三些发达国家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那就是日本的国土整治、法国的领土整治和西德的区域规划，这三个国家的工作虽然名称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就是要以地区为单位来解决它的合理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地区的潜力，摆正地区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央就把国土整治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那么陈教授就在国土整治方面下功夫了。

改革开放以前，本来我们国家是没有旅游事业的，旅游由外事部门主管，主要是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时组织安排一些旅游活动。至于本国的旅游，那你就随便走，到哪算那，没有具体的企业来经营这方面的活动，没有作为一个具体的产业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游客都要求开展旅游事业，于是旅游业兴起。陈教授觉得旅游是一个值得大搞的领域，是一个地理学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开拓。

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的城市发展加快了，因此陈教授在城市规划以及一些其他城市问题方面产生了兴趣。

陈教授的研究工作方向是根据国家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来加以调整的。后来，他又研究文化地理、行为地理，乃至理论地理、地理哲学等一系列东西。有许多是我都还不敢碰的东西，他都勇于抓起来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又兴趣广泛，而脑子灵活聪明。他研究的领域和我本人的领域多有重叠，因此我说志趣相同，所以我们之间谈话非常频繁，而且愈谈愈投机。另外，他口才好，谈话中往往由一句话一件事慢慢引出一系列事情，我听的津津有味。所以经常是一聊天就不觉几个小时已过。



陈教授在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都是我的同事，我是地理学会的理事长，他是副理事长；我是《地理学报》的主编，他是副主编，所以我们在工作上的接触也是非常频繁的。特别在工作方面我们的意见相同，我们主张《地理学报》的编委会要提高我们的质量，那就是要认真的每个月或每个季度要开一次编委会会议，准备要发表的每篇文章一篇一篇的讨论，因此，我们的编委会开的像学术讨论会一样。大家感觉参加这个编委会都有很大的收获，本来一开始不太热心的编委到后来每次编委会必定出席，因为编委会的质量带有学术讨论的性质。因此，这个刊物办的很不错，有一年评奖，科学出版社把它评为一等奖，科协也把它评做一等奖，国家科委也把它评做一等奖，那一年我们《地理学报》得到三个一等奖。后来陈传康见到我说我们是“三阳开泰”，我说这个要归功于老兄你呀，与你主张我们的编委会开的像学术讨论会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个编委会讨论，保证了我们稿件的质量，因此引起其他作者的强烈的反应，我说这个要归功于你。



有一次他跑到我那边，他说坏了坏了，我说怎么坏了，他说我的博士生导师被否决掉了。我说怎么啦，他说我写了一篇电影评论，是关于孙道临主演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谁知道得罪了孙道临的老同学，是我们系的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很生气，说陈传康不务正业，不同意评为博士生导师。我说你也不要生气，你发表影评也说明你在文艺方面有兴趣。他说不止如此，因为我写影评被评为不务正业，我们系的一些同志在背后都称我为“杂家”。这个杂家本来是不敬的意思，就是说他做学问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拼凑，有贬低的意思。我说你放心，这些个批评你是杂家的人不知道杂家，杂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业，要当杂家不容易。我们早在战国时代“三教九流”就有杂家，杂家“采儒墨之善，萃名法之要”，要兼儒家墨家学说，要把名家和法家融会贯通，要横向联系。杂家是“三教九流”里的一流，强调和其他的教和流横向联系，所以要贯通四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注重与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所以我说你也不要过于耿耿于怀，当杂家并没有贬低你的身份，懂杂家的人知道你的了不起。地理学队伍里出了一个杂家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多少有些互相鼓舞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同志不错，他勇于开辟一些新领域。我跟他说，希望你们年轻同志要“一专多能”，除了读书以外，搞好自己小专业以外，还要勇于承担发展我们国家地理学的责任。因为我的老师胡焕庸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叮嘱我说要“学业并重”，学就是学问，业就是创业，就是既要做学问又要创业，学业二者并重，不可偏废。胡老师给我的教育我终身难忘，我就按照他的教育来配置我的工作方向和努力方向。所以我劝陈传康，我也可以把我老师的教育转送给你，希望你也学问与创业并重，不要泄气。所以我们谈的很知心。



我印象很深刻，1997年10月初他病重的时候，我到医院里看望他。他在医院里见到我当然是非常高兴，那个时候他本人还不知道病危，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了，医生宣布他的病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我们心里是有数的，这次去看他等于是跟他告别的意思。可是见了面之后，他很少跟我谈他本人的病的问题，几句话就带过了，他不知道他的病的严重性，所以他给我讲的都是工作方面的事情。他说，吴先生，等我好了出院之后我们再去潮安。潮安，他的家乡。因为我们地理系的魏（心镇）老师和我一起陪他去过潮安一次。潮安地方领导要决定潮安市成立以后市中心位置，当时潮安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摆在北边，靠近潮州；一种是潮安市的中心部位；另一种是潮安南边，靠近汕头。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去打了个转之后，一致意见是选在南边靠近汕头的位置作为潮安的市中心，其好处是可以借特区的光，带动潮安的发展。因为靠近北边的话，潮州在改革开放以后本身没有得到发展，它带动不了潮安的发展，所以还是向南些好。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现地方领导已经采用了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决定市中心摆在南部了，希望我们再去一下，帮他们把全市的发展规划搞起来。我说那好啊，可是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几乎掉眼泪，因为我明知道他已经出不了医院了，可他本人不知道，心仍然摆在工作上面。谈完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从地理学会的角度，从《地理学报》的角度，又跟我谈了很多学会和学报今后的发展问题，很多都是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说他到临走仍然把地理工作地理事业摆在第一位的来考虑。我这次去看了他之后，我是既难过，又觉得他真是我们地理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他过世了，但我仍然隐隐约约觉得他还在我的身旁，督促着我希望我按照他的遗愿来进行学会的工作、学报的工作和其他的工作，我的思想里没有陈传康已经过世十年的印记。那天蔡（运龙）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希望为陈传康逝世十周年写几句话，我说啥，过世十年了？一想确实是，但十年了我不觉得他已经死了，他在我心目中的精神不死，所以我一定要出席这个追思会。我时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在不断的督促我更好的工作，也使得我自己的“学问”与“创业”并重，他在监督着我，无形中给我一种前进的力量。

我感觉到我们有一种陈传康精神，这种精神在地理学界难能可贵，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我希望北大今后培养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都要培养一个青年能“一专多能”。不要只关注小专业，其他都丢开不学，你要跳出小专业，要关心整个地理学，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发挥你的聪敏智慧。我希望北大作为中国培养地理人才的基地，希望你们能够带头提倡这种陈传康精神，来培养我们更全面的地理学人才。

谢谢！

2007年10月14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