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工业化

朱文轶 王丽娜 2007-10-16

政府在和高能耗掰手腕，也在和20多年的经济成就掰手腕。最好的结果，是能耗降下来，经济仍能保持正常增速。但现在看起来，决策者不得不克服经济增长模式的强大惯性。当然，如果此次雷厉风行的“节能减排”能卓有成效地根除经济增长对于“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无疑将有助于国家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顺利过渡。

不降反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几次强调，2007年是节能减排任务完成的关键年，如果完成得不好，就会增加以后三年的压力。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曾经帮助中国快步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市场令人注目的竞争者的一些要素，正在越来越显著地成为环境的沉重包袱。它们在创造持续20多年GDP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令人忧虑的生态赤字。便宜的土地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和90年代开发区大幅圈地的共同动因，低廉的电价促使严重污染环境的燃煤发电厂大行其道，能源浪费惊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量是过去2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总和。成就也会带来挑战。

政府对环境问题痛下决心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连串环境事件的频发起，到公开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能源消耗水平比“十五”末降低20%，中国开始进入对环境整治更为严厉的阶段。

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这个“超大规模”、因仓促发展，建立在“粗放式增长”上的工业化既有可以容纳多种产业和经济模式的优势，也会遇到资源约束的瓶颈。突出的环境问题只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更深刻问题是经历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路口。治理“双高”，意味着企业依靠低价能源和资源获得高速发展的工业积累时代将一去不返，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逐渐告别全球经济中的成本比较优势地位。后者在30年间不断充当了经济内燃机和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对政府而言，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当然不能以经济停滞为代价，投资拉动型增长固然难以为继，但脱离对“低成本竞争”经济模式的长期依赖后，新的增长点仍并不明朗。近年来各个层面对“重化工业”持续争议的焦点，同样是关于“重回老路”还是“超越旧式工业化”的道路之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本刊记者说，“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交接，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现状仍算不上乐观。今年一季度由于重化工业发展加快，导致单位能耗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后，再次回升。2006年度4%的降耗目标仅完成了三成。“除了北京，全国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2008年奥运会成为帮助北京完成任务的外力——首钢等高能耗工业企业陆续迁出京城，但在其他地方，“降耗”阻力重重。

在政府针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不断升温的调控政策下，GDP能耗不降反升，戴彦德并不觉得意外。“‘单位GDP能耗’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能耗加权平均得来，它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他说，“第二产业单位产出能耗是‘一产’和‘三产’的5倍。去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在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调控措施仍只能缓解现状，但经济增长主要靠以高耗能的原材料基础工业为主的‘二产’，还是会必然带来全国GDP能耗的上升。”

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路径依赖

国家工业化道路中对于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标志着国家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说。

从1998年起，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通过增发国债1000亿元和配套信贷1000亿元，来拉动投资，配合工业化转型。1997年，我国8.8%的国民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拉动了3.03个百分点，出口拉动了2.87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了2.9个百分点。“1998年为了保证8%的增长率，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拉动有限，最终消费的贡献也难有起色，政府做出扩大内需、加强基本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将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的计划调整为15%～20%，总投资增加2200亿元。例如铁路投资由原计划的380亿元提高到450亿元，公路投资由原计划的1200亿元增加到1600亿元。”武力说。

与1978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工业化相比，前者由乡镇企业唱主角，后者则以大工业为主。整个中国产品出口，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两高一资”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过渡转型。而这两次工业化在思路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前者充分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后者更主要地开始转向能源资源的低价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告诉本刊记者，它们都是建立在低成本竞争模式上的，依靠大量的资本和低价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尽管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仍采用着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

“中国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渐浓厚。从一些产品出口状况来看，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是在国外，有些产品几乎包揽了世界市场的全部需求。”戴彦德说，“这些产品看上去不是高耗能的产品，但是其载能量相当可观。去年中国出口了68亿双鞋子，近5亿件电源适配器，仅这两种产品就相当于出口几百万吨油。电石这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几乎全在中国生产。”

对经济增速的迷恋加深了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依赖。从大部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中国则形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对本刊记者说，1998年之后，“反映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也出现了逆转。第二产业比重从2001年的39.8%猛增到2006年的48.7%。第三产业不升反降，自2002年起连续5年下降，从41.7%下降到2006年的39.5%”。

高耗能工业的膨胀使得粗放式增长下的能源短缺提前出现。我国资源消费甚至打破了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以钢为例，我国粗钢产量2000年达到1.285亿吨，到2006年迅速增加到4.2亿吨，远远超过了苏联创造的年产1.6亿吨的世界最高纪录。”鲁志强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钢产量随着工业化进程，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人均GDP低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大。当人均GDP大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则开始下降，达到4000美元则显著下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钢产量还继续保持着增长的势头，这种状态很可能还要长期持续。”

高能耗增长仍然处在强大的惯性下。2003年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一些纠缠在一起的因素牵制着政府“治理双高”的手脚。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进行，中国仍然要靠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缓解城市化进程当中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为了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大量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这又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继续给土地和能源的紧张推波助澜。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意味着一是农业产值须在15%以下，中国目前已达到14.8%;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只有40%，估计到2020年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达到60%以上的城镇人口比重。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院黄小虎说，“完成由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变革，务农的劳动力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假定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变，未来的城市化还要吸纳3亿劳动力。按一个劳动力养半个人来计算，3亿劳动力的赡养人口是1.5亿，就是说最终将会有4.5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来”。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2003年一举解决了新增800万人的就业，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产业可以替代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赵晓说。经济一旦过度放缓就会带来另一种危险——政府在小心翼翼地使用“点刹”而非“急刹”，这更需要技巧。

行政和市场、中央和地方

另一面，价格杠杆，作为影响能源使用效率最有力的工具，显然也还不能完全放开——尽管它能直接制约地方上那些长期以来“低成本扩张”成瘾的高能耗部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正在受到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通胀压力的挑战，将国内燃料和电力价格上调至市场水平，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高速增长意味着系统性的风险，在这样的复杂结构里，决策者不能允许顾此失彼。

“差别电价”是政府拿出的办法。从去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8个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的政策，明确对这些行业中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实行加价的时间和标准，禁止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

根据这一政策，甘肃对5000千瓦以下的能耗高、污染大的铁合金企业(特种铁合金除外)执行差别电价。从2007年1月1日起，淘汰类、高耗能的铁合金企业每千瓦时加价0.15元;从2008年1月1日起，每千瓦时加价0.20元和0.05元。

甘肃节能“减排办”一名官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现在铁合金厂所用电价是工业用电铁合金类，每千瓦时在0.36元左右;5000kVA以下的小功率热炉冶炼1吨铁合金，耗电在1万千瓦时以上，再加上执行淘汰类差别电价每千瓦时加价0.15元，每吨成品仅耗电就在5000元以上。

“这的确是严厉的办法。对这行业来说，电价成本占到整个企业生产成本的60%以上，一些因为扛不住差别电价的压力，只能被迫关闭或停产。”他说，甘肃执行差别电价的高耗能企业共有329家，其中铁合金企业176家，已经有39家铁合金企业面临淘汰出局。

但来自市场和行政两个方面的反弹开始向政策的执行效果“施压”。一个是市场力量，这名官员介绍，在一些企业面临淘汰的同时，一些企业却在借机“扩张”，一些企业的“行政死亡”却使另一些企业占据先机。“因此差别电价制度出台后，市场闻风涨价，而涨价的结果又使企业消化差别电价绰绰有余。从4月份开始，国内铁合金价格开始猛涨，到了5月份，部分企业硅铁报价突破每吨6000元，比1月份的价格上涨了近1000元。目前，每吨产品电费成本虽然增加了几百元，而价格却上涨了近千元。”他说，即使强行关掉的一些小企业在这样的高额利润诱惑下，也想方设法开始打通关节，重新开工。

另一个来自于行政力量。在差别电价中，通过行业准入政策，具有一定规模产能的企业，仍执行正常电价，或者微小浮动。为了应付中央部委的检查，一些地方政府出面将不符合此类的小企业临时重组，扩大产能。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用电大户的优惠电价始终没有中断，“电价高，企业负担就重，利润下滑，受损的是地方政府”。武力说，以增值税为主的地方税制体系的确是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动力，除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增值税外，营业税也在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从地方政府税收结构看，过去几年地方税收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房地产、建筑安装和高耗能产业的营业税增收。“整治‘双高’再次回到了2004年对经济过热调控中的地方和中央关系上来。地方政府的一些竞争举动再次表现出明显的破坏性。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去年8月1日下发的特急通知（发改投资[2006]1538号）给地方政府的破坏性竞争行为做出了一个官方性质注解。该通知指出，当前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核、土地审批、环境评价、安全生产、信贷政策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问题，需要进行清查:‘发改委’等五部委于是又一次要求像2004年那样‘看紧土地，管好信贷，全面清理投资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地方政府也困在中央和企业双重压力下。据了解，虽然都实行了差别电价，但各地间的价格并不统一，目前甘肃加价0.15元，而相邻的宁夏却只加价0.049元。“近1角钱的差价，就意味着近千元的利润差距。”那名官员说，“不同区域之间因为1角钱压力就会迥然不同，一些低成本省份拿到订单的数量要明显高于高标准执行差别定价的省份。这样一来，企业给政府的压力就很大，为什么不保护本地企业？”

工业化的沉重马车

区域还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都远不及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优势都和‘人多’有关，市场广大而人力成本低廉。”刘世锦分析说，当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生产要素低成本状况发生改变，资源和成本瓶颈逼迫工业做出转型时，其他广阔的中西部区域仍有足够的容量来支持高消耗高增长的低成本模式。传统工业化的这台沉重马车，一旦上路，并不容易轻易转身。

“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东部要开放，西部要开发，中部要崛起，东北要振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必将带来大量的高耗能产品需求。”戴彦德说。

“铁本”是2004年政府整治地方违规项目的代表，也是“长三角”开始陆续清理高耗能产业的开始。但许多城市仍希望走这样的老路，他们对这样的资本入驻大开方便之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几年前曾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向西部地区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近来发现个别地方向西部地区转移落后工艺、设备、产品及废物，如不及时制止，将严重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但甘肃节能“减排办”的官员说，“实际上，每当发达地区关停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团就会开出优惠单邀请污染企业进驻”。西部吸引投资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低电价和充足的电力供应。

在高能耗产品成本中，电和煤的成本占很大比重，出口这些产品就是向国外出口能源，这无疑给国内结构化的资源瓶颈雪上加霜。没人精确换算土地、电力廉价出售换取产品利润后，国民财富实际的收益，至少眼前重工产品的资本回报率对任何不发达的地区都构成了诱惑。“目前建一个钢厂，两三年就可收回全部资本。”赵晓说。

西部已经有5个省区提出要建设能源基地的目标，它们分别是，宁夏、陕西、内蒙古、贵州、新疆。尽管那些工业化早期的资源型城市至今仍在为转型寻找出路，但地方政府主导下，第二轮“能源拉动型繁荣”在这些城市看上去仍然势不可挡。“内蒙古地区，从乌海、棋盘井到乌兰察布，几乎无一不布满高耗能产业。”武力说，他们希望在高耗能产业上取得原始积累，再考虑发展其他产业。这仍是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前泛珠三角发达地区将有数千家企业外迁，一批传统产业将转移到西部欠发达地区。西部作为高能耗产业近年崛起的重点，也是中央调控的主要目标区。7月12日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更能反映目前中西部的资源现状。该《公报》显示，尽管全国单位GDP能耗3年来首次由升转降，但各地的完成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其中，中西部地区跟“十一五”规划要求达到指标仍距离较大。引人瞩目的是，宁夏、青海、贵州、甘肃、山西等省份单位GDP电耗居高不下，继2005年后继续排名全国前5位。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中西部的宁夏、内蒙古、云南、山西等省份工业用电增速都在20%以上。

东部转型，而西部的容量更大。“国家担心西部地区一拥而上发展电煤项目，在交通条件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下，将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和能源浪费。”国务院西部办综合司司长杜平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