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

今天在“天益网”上拜读到李昌平的“论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一文。该文先是综述了“左右派”在地权问题上的意见及优劣，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坚持“宪法原则”等五项原则和建立新的土地制度的相关建议。

　　愚以为，虽然李昌平的意见已经提到了“宪法”和农民的“权利”，但还是没有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事实上，正如李文所认为的那样，左右派的意见有很多的合理性。可以推断的是，在充分条件的支持下，左右派的一些意见都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恰恰缺失的就是这个充分的条件。在秦晖所谓的“底线”尚未构筑起来的的现实环境下，无论土地“私有”、“集体化”和“被集体化”，都难以有效地消除农民的贫困化；难以在“土地流转”中防止“圈地化”和新一轮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难以保障农民天赋的法定的地租收益。

　　地权问题、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保障的问题。

　　就以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来说。

　　第一个层次：既然是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了“农转非”这一类应当由国家法定控制的问题，“流转”与否，承不承包、承包多久，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谁都不能干涉。“征收”我的土地，就要有足够公平正义的法律依据和有足够的经济补偿。否则，自己的土地都不能自主，我“所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第二个层次：大家都承认，“私有”、“集体化”和“被集体化”都难以防止“圈地化”，难以防止农民“下岗”和失业，难以保障农民的地租收益和公平分配。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农民的权利没有保障。在“集体”中，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话语权”，“村官”与政府官员、资本的结盟，很容易地就将土地“流转”到这个同盟的血盆大口里，这也就是近年来占70%左右的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的产生根源；“私有”土地的农民，在“流转”中同样没有“话语权”，按李昌平的观点，其地位更弱势更容易被权力和资本所吞噬。可见，在这里面，“话语权”是第一位的，没有话语权，不论你是“集体”还是个体，你注定了就是一个弱者，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市场主体”。

　　第三个层次：“话语权”怎样拥有呢？在现实的条件下，不奢望很多，只要真正落实“决定”中“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和“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就可以了。这是“决定”的两个亮点，当务之急是把亮点化作一片光明。

　　落实“农民民主权利”，就要在村民自治中全面展开能够自由表达农民真实意愿的选举，保障农民选择和罢免村官的权利、保障农民监督包括财务在内的村政的权利，保障农民自治体真正在法定范围内的“自治”。只有构筑了这样的权利底线，农民，才能真正成为“集体”的主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才能真正分享土地的真实收益。

　　落实“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就要把地权真正还给农民（或“集体”），就要落实同地同权等政策，就要保障农民平等交易的市场主体的地位，就要撤除城乡分隔的“歧视性”制度，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只有构筑了这样的权利底线，农民，才有可能成为权利平等的公民，才能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才能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财产——土地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除此之外，再加上国家有力和方向正确的“政策倾斜”——比如定购粮的补贴、农产品和农用工业品的降税、低息或无息的涉农贷款等等，“新农政”的成效，应当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