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为城市化添忧

　本报记者 蔡若愚
　　
　　 近日，在有150多个城市副市长参加的“百城论坛”上，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徐匡迪发出呼吁：中国城市发展必须传承历史文化，切忌“千城一面”。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在经历了城市化的狂奔历程后，2010年，国内权威发布的城市化率数据是47%左右，距“50%”的世界平均水平指日可待。在速度上，中国递交的是一份完美的答卷，仅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英国近百年跨越的道路（指让城市化率提高30%左右）。但在质量上，从城乡二元体制、生态资源环境、城市发展战略，再到近年来矛盾重重的拆迁，无一不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
　　 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城市化又有了新的担忧。“千城一面”成为近来中国城市化话题中最热的词汇。
　　
　　城市要保留自己的故事
　　
　　 “每栋建筑都应讲述它自己的故事，而中国绝大多数建筑都缺乏故事。”上海世博会的主设计师马丁?罗班曾如是评价中国的建筑。当他和他的国外建筑师同行们奔波在中国各地，希望从中找到灵感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城市。因此，他不无遗憾地抱怨：“当下中国城市普遍缺乏自己的特色，以至于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城市风貌‘千城一面’”。
　　 确实，现在当你去到中国的很多城市，轰鸣的建筑工地几乎是共同的景观。旧房子被一片片推倒，取而代之的是面目相近的摩天大楼；道路被一天天拓宽，装点其间的是千篇一律的绿化模式。提及交通压力，大家不管合不合适都要造地铁；讲到招商引资，大家不管资源环境能不能承受都要大项目。城市正在一天天失去自己的特色，沦为流水线上的产品。
　　 其实，高大威猛的密集楼群、环环相扣的柏油马路、霓虹闪烁的商业街区……这些最初都来源于西方特别是以美国曼哈顿金融街为代表的建设理念，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更何况这些理念如今已经被这些国家摈弃。
　　 例如，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吴季松提倡的，是像德国柏林那样，把城市这个人工生态系统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建设理念。“现在伦敦的道路最多修到三环，巴黎修到二环已经不修了，因为这样做把城市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完全隔离了――大高楼、大道路的理念在西方已经过时了。”他建议城市规划的决策者们不要再去观摩纽约、东京等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已经被外国人认为是不成功之作”。
　　 而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兼人居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元端也强调，“应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之美并不在于高耸林立的大楼和装饰豪华的外立面，而是在日积月累中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人文价值，这将为亚洲城市发展孕育丰富的城市土壤。”
　　 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曾在《城记》一书中这样描写北京粤东新馆以“异地保护”的名义被拆除的场景：“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据说，该书的原名是《城祭》，作者笔下的北京老城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却在和平建设时期被逐渐毁掉。而如果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仍然继续“千城一面”，那么，明天他们都将失去自己的个性名片。
　　 徐匡迪的发言，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在中国城市化完成50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问：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哪里？”
　　
　　历史规定了中国城市化的高度
　　
　　 虽然城市化起步晚，但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后发优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以西方工业化城市模型为参照――这几乎是唯一的样板。样板在前，中国一度把马力加到最大。这也使得短期内，问题和矛盾集中显现。
　　 早在200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就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呼吁：中国城市化不能单纯走西方道路，特别是美国的发展之路，城市分散、汽车化、郊区化、高级别墅、摩天大楼等……这一套不能照搬。因为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西方的发展模式我们学不起。他同时引用加拿大生态规划学家Rees教授的“生态承载能力”理论指出，“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需要2.6个地球才能满足。”
　　 当我们艳羡西方国家今天的城市面貌时，不要忘了我们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他们的人口。
　　 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化又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欧洲城市化建立在铁路交通技术上，美国城市化进程建立在高速公路的基础上，而今天中国城市化的基础是什么呢？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信息网的三高技术。”
　　 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另一方面是迅速发展的技术，这也意味着，历史给中国城市化的高度不同，中国可以利用技术走生态化城市的道路。
　　 何谓生态城市，张孝德认为首先要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布局上。不应该再过分强调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而是可以要素流动代替要素集中，“就是通过交通信息化技术，以交通连接形成一个大的网格化的城市。”他建议的正是这种以交通为纽带的城市集群组团的模式，从而把城市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中国应该走城乡两元文明共存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不该是让乡村文明终结的城市化，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乡村也能。他也提到城市规划应为民间小商贩留下空间，贵族化的城市化会阻碍贫民创业者的进入，从而削弱城市的活力。他同时提到了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创新，这就是文化创意，技术创造，管理创新和模式再造。围绕这四个创新，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生态化城市价值观，就是物质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但是最后，张孝德的落点仍然在“保留自己的特色”上。他说：“围绕这些价值创新，我希望我们未来城市不仅仅是生态化的，更应该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中国特色。” （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