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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秋雨教授在《千年文化》中，也谈到了君子之道的最大障碍就是“小人”，而所谓的“小人”之所以成为最大障碍的原因，是因为“小人”很难以好人坏人来明显区分，可是“小人”会使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迹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小人，如同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
小人见不得美好，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小人则可以鬼鬼祟祟的把一切美好的事变成丑闻。小人见不得权力，表面看小人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人的观念，只有实际私利。小人还不怕麻烦，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浑，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小人只讲事功，不讲规范，所以表面看办事效率很高。小人因为怕报复，所以不会放过被迫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而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面的。小人，有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和文痞型等不同类型，他们把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的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都彻底丢掉，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这个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的畸形的“自由人”。
小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面，也是自鸣得意的。他们和逍遥者的不同在于，所谓的逍遥游者看似潇洒，其实只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天地间最大的伟业，也就是导善的伟业。为什么长期以来会有佛道是失败、失意者的安慰剂的误解呢？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逍遥者，最初也可能是敢于担当的君子，但是他们的“道义”在和小人、恶人制造的污浊、血腥、无聊的重重迷雾的争斗中被消磨净尽了，而他们又不愿意和小人同流合污，于是转而走入了另一种极端。也就是放弃！放弃了别人，进而也就放弃了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到放弃得不象一个人时，也会有一种解脱般的轻松感，就以为是潇洒、逍遥了！但是，逍遥者看似远离的是名利官场，但是他并不是潜心修行去了，进了桃花源作了隐者，而是成了一个在教室门口敲锣打鼓的耍猴者！
好象是《墨子·贵义》里面的一个故事吧，墨子认为，义是天下最可宝贵的东西，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从事于义，服从于义。所以当他的齐国故人劝他说，现在天下已没有人行义了，你何必一个艰难为义呢，不如放弃算了。他回答道： 当今世界就象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个耕种，而其他九个站在旁边指手画脚。这个耕种的人是不是要更努力去做呢?墨子就是要做这样的耕种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小人会说耕种者标新立异，可能是为了邀功请赏，因此可能是十人中最狡诈的阴谋者。君子最大的麻烦也在于此，君子只要干事，就会有小人来纠缠，让君子的所有努力都会变味的同时，小人反而会被捧为明察秋毫的智者，使君子处在身心疲惫、百口莫辩的狼狈中。
而逍遥者会讲，他也只会耕种而已，圣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顺手给耕种者一顶智商低的帽子，君子也就成了浑身污泥的弱智猪了！君子处在小人和逍遥者的双重打击下，还要承受不明真相者的起哄、围攻、丢砖，小人与逍遥游者伤害的都是社会的真正的脊梁，只是小人属于扬汤止沸，而 逍遥游者属于釜底抽薪而已。
君子养鱼，小人浑水摸鱼，逍遥游者旁观、嘲笑；君子主持道义，小人玩弄道义，逍遥游者 旁观、嘲笑；君子勇于担当推动历史的巨轮前进，小人使君子的努力变味，逍遥游者旁观、嘲笑；小人和君子死缠烂打，都滚得一身泥，正是小人得以生存的乐土；逍遥游者旁观、嘲笑；小人掠夺的是成果，而将事情变的迷雾重重，让君子百口莫辩；逍遥游者消减的是责任心，将所有的事业、壮志变得兴味索然。小人因为背负恶名，因为行为隐性而伤害显性，所以害道时人人以除之而后快，因此小人以阴柔者为最甚；而逍遥者以清名害道，因为行为显性而伤害隐性，反而会受到一般民众的吹捧，因此，逍遥者以名盛者危害更大。所以除之更难，会背负各种恶名，因此非大智圣者难为也。
所以，圣者对“小人和逍遥者”的态度几乎是一样的：
1：孔子以五恶诛杀少正卯，见《荀子·宥坐》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两观阙名）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士之为人虚伪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以谓太公者哉）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2：管子有立政九败和法禁说
《管子·立政》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右九敗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管子·法禁》）
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闲，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则生之养私不死然后失缫以深与上为市者。圣王之禁也。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踰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卑身杂处隐行辟倚，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圣王之禁也。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管子·法禁》）
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踰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管子·法禁》）
我们不是圣者，掌握一些辨别小人和逍遥者的知识，有助于学术的正确把握，可以为弘扬正气作些贡献，至少不要成为盲目的围观起哄者。这方面吕坤的《呻吟语·品藻》有一段分析，可以作为参考：
小人有一副邪心肠，便有一般邪见识；有一般邪见识，就有一般邪议论；有一般邪议论，便有一般邪朋党；做出一番邪举动。其议论也，援引附会，尽成一家之言，攻之则圆转迁就而不可破；其举动也，借善攻善，匿恶济恶，善为骑墙之计；击之则疑似牵缠而不可断。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也；此籍君子之名，而济小人之私者也。亡国败家，端是斯人。 而小人者中，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诈浓文，善藏巧借，为天下之大恶，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败，当时后世皆为所欺而竟不知者，此为甚之甚者也！（品藻）
而逍遥者走的是另一条路子， 引述一下吕坤《呻吟语》的论断，除了“庄、列见得道理”我不赞成之外，其他的可以作为参考：
庄、列见得道理，原着不得人为。故一向不尽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圣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搁起，只说个“当然”。
“道”有二然，举世皆颠倒之。有个“当然”，是属人底，不问吉凶祸福，要向前做去；有个“自然”，是属天底，任你踯躅咆哮，自勉强不来。举世昏然，专在“自然”上错用工夫，是谓替天忙，徒劳无益；却将“当然”全不着意，是谓弃人道，成个甚人？圣贤看着“自然”可得的，果于“当然”有碍，定不肯受。况未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真，守的定，有多少受用处。《卷一·论道》
自古圣贤，孜孜汲汲，惕励忧勤。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以检身约己为先图，自有知以至于盖棺，尚有未必之性分，不了之心缘。不惟孔、孟，虽佛、老、墨、翟、申、韩，皆有一种毙而后已念头，是以生而不为世间赘疣之物，死不为幽冥浮荡之鬼。
乃西晋王衍辈一出，以身为懒散之物，百不经心，放荡于礼法之外，一无所忌。以浮谈玄语为得圣之清，以灭理废教为得道之本；以浪游于山水之间为高人，以衔杯于糟曲之林为达士。人废职业，家尚虚无，不止亡晋，又开天下后世登临题咏之祸，长惰慢放肆之风，以至于今，追源乱本，盖开衅于庄、列，而甚恶于巢、由。有世道之责者，宜所戒矣！《卷四·品藻》
中华文明在夏商周三代，创造了甲骨文和钟鼎铭文，又创造了《诗经》《尚书》《周易》，说明中华文明一出场就是在极高的等级上气势如虹！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为什么在别人看来不象哲学，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实质上是社会管理学，或者说是带有哲学色彩的社会管理学。
我们一定误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的精神大师，把他们看成是坐在云端上替天立言的圣人，其实他们是颠簸在泥途牛车上的社会观察家，天天苦恼着应该如何打理纷乱的世间。（余秋雨《千年文化》）
自己的孩子好，别人的老婆好，是主观意识在做怪；同样，以为别的物种是逍遥的，神人是逍遥的，也是主观臆断而已。如果说《庄子》鼓吹的是假的逍遥者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真正的逍遥呢？我觉得如果有的话，首先，他不应该是避世的，而是天地间最大的伟业，也就是导人向善、振奋人心的伟业的实践者，心中有一种春日般巨大而又温暖的力量；其次，他有博大包容的心怀，如春雨般普施甘露而不加抉择，给任何人以自省向善的机会，而又尊重任何人的自主选择的权力；最后，他有渊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通一切智，彻万法源，可以轻松驾驭各种复杂的局面，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可以因机、因时、因材施教。真正的逍遥者是一种自信基础上的超越，是使魔者退避三舍，恶者人人喊打，宵小无所遁形，假的逍遥者羞愧难当，君子扬眉吐气的正义的力量，是一种沉浸在巨大的温暖的正义的力量当中的幸福感。
当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会有所区别，我觉得做为一种学说，首先应该力争站在社会管理和推动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角度要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某个集团或者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以什么有利于真正的脊梁发挥作用而言的，是为人性的完善和发展而服务的，如此的学说才可以传承久远。再具体些说说的话，消灭了管理痕迹者，可能只是表面的逍遥；功成身退者，是去掉心灵枷锁的坦荡逍遥者；而隐蔽的行善者，或说“上德不德”者，是真正行走中的逍遥者。
孔子、管子等圣者是将这种脊梁管理起来；庄子不是什么小人，但是客观作用性质的消极性是一致的。 正学，不仅解决主客观的差异问题，还能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天地间最大的伟业，也就是导善的伟业，离开了这个伟业的追求，无论是入世的“修齐治平”，还是出世的得道成佛，最终都会走入迷茫。
要正确探讨庄子的问题，首先，也是最基础的是要认清我们文明的根本立脚点是什么，也就是要确立“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和“以民心为本”的人生观作为基点， 否则对任何学说都会似是而非，如坠迷雾。 其次， 至少要熟悉儒、墨、道、法四家学说，否则对《庄子·天下篇》就会不知所云，对《庄子》通篇的层次条理也就不可能认识清楚。最后，要研究佛法、禅学、道教修仙的真谛，否则就把握不准《庄子》的命脉。看一个问题的角度大小，决定了理解的全面与否，何况，还是不同的角度呢？这个本身就是很多学者（如奥修）认为庄子难懂的根本原因。
《外篇·天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外篇·天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惑，而所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惜乎！然则，草不尽，人安能认识秧苗乎？
《庄子》巧言乱道，为正学所不容。而其所谓的学说基础，对《道德经》的理解又是错误的，因此，为振兴道学，当铲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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