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与佛学之关联

核心提示：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和力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思潮。

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和力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思潮。这三派思潮的争鸣与交锋，历史已作出了结论——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都取得了全面胜利。全盘西化思想由于现实上的不可能性，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的“现代新儒学”或新儒家思想，虽然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却薪火相传，日久弥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被重新认识和研究，它的民族文化情怀越来越得到认同，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主张受到普遍赞赏，它所高扬的东方智慧对于中国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来说，确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新儒家”或新儒家思想的概念，就区别于原始孔、孟儒学而言，一般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一是指融会释、老，重建孔、孟的宋明新儒家。二是指“五四”前后，以会通中西，谋求儒家的思想现代化为宗旨的现代新儒家。而这第二种意义上的新儒家概念，直到1941年8月才由贺麟在其发表于《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l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提出来。

他说：“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贺麟讲的广义的新儒家思想，是指以西方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之哲学会合融贯而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的新哲学，也就是以西方文化促使中国哲学“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使传统儒学狭义的人伦道德方面的思想扩充、提高而深刻化，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

因此，现代新儒学虽然被称为儒学的复兴，但从内容上说，是传统哲学的儒、释、道的再综合、会通而走向现代；从方法上说，不是“融会释老、重建孔孟”，而是借鉴西学，对整个传统哲学重新熔铸。如果对现代新儒学的本质特征作一概括，那就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就是说，新儒学或新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内容。

这个定义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认同度。．可以看出，以上对现代新儒学的界定是以西学、中学的“冲击——回应”模式来定义的。这个定义说明了在东西文化冲突的思想背景下，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但是，就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方法论来说，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种吸纳、融合西学的“中体西用”，即以西方逻辑思维模式重新诠注传统儒学，使儒学具有现代哲学形而上的特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观、价值观的涌人，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膨胀，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传承儒学智慧、维护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学便应运而生。新儒家们不但严分科学与玄学的功能，继承民族文化之本源，而且超科学而不反科学，寻根而又不复旧。为了回应西学的挑战，现代新儒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使道德形上学本体化的过程中体现逻辑实证和理性化。从方法上看，他们一方面受到了当时传人西学的强烈影响，如达尔文进化论、柏格森生命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罗素、怀特海、海德格尔的思想，等等。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也给予了他们多种形式的方法论上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受西学的影响和刺激，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应该注重逻辑的研究和运用，其中最容易把握的就是佛学中的“因明”。

佛学精致的名相分析启发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近现代的学者，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到佛学中寻求方法和工具，甚至将佛学思想作为其建构理论体系的依据或方法。现代新儒家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注重保持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连结。在思维模式上，他们在宋明之际佛、儒融合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使之再结因缘。这种因缘不但具有不同于先前的新特征，而且蕴含着多重会通的内容。这对现代新儒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在吸收佛学与西学的程度与内容上有较大差别。

第一代新儒家将佛学的逻辑思维与方法作为建构新儒学体系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批判其宗教的出世主义。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则赋予儒学以更广阔的现代内容和形式，他们在总的方法上更多地采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思维模式，对于佛教的宗教性也予以相当的肯定，并使儒、佛二学在宗教性上进行比较和融合。

同时，他们对佛教哲学也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学理上的研究，并从各自的思想体系出发，对佛学进行了吸收和评判。此外，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深重的内忧外患、中国文化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使佛教以其特有的出世理想影响了许多新儒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佛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现代新儒家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和现代新儒家如果只注意到西学的影响，而忽视佛学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深入了解和把握其许多思维特征的。

现代新儒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家已延续了三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人。

从佛学对他们的影响来说，主要是在前两代新儒家中。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与佛学关系较为密切，他们不但建立了较完整的哲学体系，而且将佛教哲学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新儒家的思想与佛学关系不大或基本无关。所以，本书从这四位现代新儒家的个案研究人手，分析他们的学说与佛学的关系，并揭示出佛学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想作用渐趋微弱的趋势。

这既是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特殊视角，也是新的历史背景下观察佛学对现代思潮影响的重要方面。相对于宏观地论述现代新儒学思潮和完整地评价某一新儒家的思想来说，本书所选择的视角是具体而狭小的，所以尽管从个案分析人手，却并不以全面评述这几位新儒家的思想为主，而只是围绕佛教

(学)对新儒家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思想与佛学的关系来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方东美虽对大乘佛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他激烈地反对儒家的道统观，贬抑《论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对其是否属于新儒家颇有争议，所以本书对其与佛学的关系未予论述。

(本文来源：现代新儒家与佛学  作者：徐嘉著  责任编辑：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