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 邹逸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断流，华北干旱，水资源贫涸，沙暴频发，沙地扩展等等环境恶化的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警觉。1998年汛期，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1954年以来又一次大洪水，东北地区的松花江、嫩江也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洪水。虽然经过党政军民、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这场洪水无疑是进一步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清醒地知道，改善我国生存环境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事了。所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学者都十分注意我国环境问题，将经济、文化建设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应该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过去研究中国历史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如果要全面地考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这无疑是个缺陷。其实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直至今天人类科技水平发展到有能力登上月球的时代，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以历史为例，考古工作证明，中国文化起源是多源的，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最早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这就与古代黄河中下游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平衍、交通便利有关；为什么我国历史上的分裂往往是南北分裂而不是东西分裂?这无疑与中国南北自然环境和文化差异有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统一帝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不在南方?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纠纷总是发生在西部或北部而不在东南沿海的边区?为什么中国小农经济能稳定数千年，而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以今天的现实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济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而言，无疑有了极大的改善，为什么至今还有相当地区和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的原因是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能说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没有密切的关系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形成，并非始于当代，实是积渐所至，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一般而言，一国一地环境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一国一地的自然条件，二是人口载负量，三是生产配置和产业结构。平心而论，我国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人均资源也比较贫乏，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虽然疆土辽阔，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占了全国陆地面积的55％，这里气侯寒冷，雨量稀少，土壤或多沙化，或多冻土，故人烟稀少，全部人口只占全国的5％；另外95％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陆地面积45％的东部季风区，这里又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部除黄土高原外大部分为平原，然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不均匀，全年降水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在夏秋季节，诸多河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暴雨来临时，洪水泥沙俱下，故多泛溢成灾；南部降雨丰沛，气侯温湿，植被良好，却又是高山丘陵多，平原少，且同样因降水不均，引起水旱不时。数千年来我国人民为求生存和发展所处的地理背景：一是人口众多而又分布不均；二是耕地不足，高产稳产的耕地更少；三是自然环境脆弱，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生产的社会财富往往为灾害所抵消。有史以来我国人口数量虽然不断在增加，但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明显的变化。从公元前后相当于汉朝时期的0.5亿人口，到19世纪下半叶我国人口增至4.5亿，95％的人口始终分布在东部季风区。新中国成立后，边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增加。1994年我国人口已达12亿，20世纪末普查为13亿多，但分布格局基本未变。两千多年来，人口成倍地增长，而可耕地却因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交通开辟等原因在不断地缩小。东部季风区的自然条件虽然远胜于上述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但由于降水年际、季际变化大，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可以说历史上是无年不灾，再加上山地丘陵多，平原少，人口密集等因素，我国人民为求温饱，要比自然条件好的国家付出更多的劳动。今天我国耕地面积仅有15亿亩，只古全部国土面积的11％，草地、草山、草坡约占国土面积的34％，森林约占国土面积的13％，而沙漠、荒漠、寒漠、戈壁、石骨裸露山地、永久积雪和冰川等完全不能农牧的土地却有30亿亩，占全部国土面积的22％。在古代，耕地当远较今日为少，而森林草地面积远较今日为多，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人口则从公元初的5000万，发展至到今天的13亿，在农业技术没有质的突破以前，要供应这么多人口的粮食，怎么可能不去开伐森林、草地和湖荡?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为了求生存、发展，处在相当困难的地理背景条件之下，有时甚至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处理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可以从反思中得到一些启示?现在我们往往很自豪地说，我国耕地只占世界总耕地206亿亩的7％，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但也要承认这对亿万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十分沉重而又悲壮的负担。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大致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农主牧副兼营林渔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农耕经济格局。这种局面奠定后的历史时期里，农耕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的观念在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当由于战争、饥荒、灾害、人口等因素引起社会动荡时，单一农耕经济思想就在人们头脑里占主导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称颂的汉武盛世，北逐匈奴，将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陕北高原、河西走廊等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匈奴控制下解脱过来，将汉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阴山，西扩至玉门关，从而保护了原有的农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扰，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其功固不可没。但是为了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不得不移民百万，设置五十余县，在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屯垦戍边，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原先畜牧游猎的干旱区开辟成农耕区，砍伐森林，铲除草被，使原来茫茫广漠的森林草原变为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农耕区，被誉为“新秦中”，意即新的关中地区。鄂尔多斯的环境原来就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沙质，植被稀少，多风暴，当地表一经开垦，无植被保护，随即水土流失，遇风起沙。近年来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考古发现的西汉古城和屯垦遗址，说明西汉以后，这里从此被遗弃，未曾再次开垦。证明环境恶化已不可逆转。东汉以后，虽一段时间内畜牧业又成为当地主要产业，但已经破坏的环境已难以恢复，迟至公元6世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已经出现。隋唐时代继秦汉以后鄂尔多斯高原上又一次兴起农垦高潮，原先沙地均有扩大。汉唐是封建文明鼎盛时期，久为我国人民所称道，其经济背景是黄河流域大规模农业开发，天然植被全为人工植被所替代。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可开发的水土资源开发殆尽。因此到了公元10世纪的宋代以后，黄河流域环境恶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留给子孙的是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水土流失，黄河含沙量与日俱增，下游泛滥决口连年不断，土壤沙碱化，农田被淹，城镇被毁，东部平原河流湖泊淤浅湮废，农业生产力低下，人民贫困，昔日黄河流域的辉煌业绩最终成了梦痕。

今陕西省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战国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故早有“天府”、“陆海”之誉。首先表现为气候温湿，“渭川千亩竹”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名句，其次是土壤肥力高，在《禹贡》九州土壤分级中，雍州黄壤肥力为上上，属九州土壤第一等。再次是水资源丰沛，所谓“八川绕长安”，八川即泾、渭、灞、丰、镐、沪、泬、涝，这些河流都有丰富的水资源，均有灌溉之利。战国末年的郑国渠，汉代以来的漕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蒙笼渠等都是引泾、渭河为水源的。两千年前已形成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网络。汉代长安城周围的环境十分优美，城西的上林苑是天然和人工合作的自然保护区，周围三百余里，是皇家游猎之所，其中有离官70所，奇草异木三千余种，稀兽珍禽不知其数，苑中有昆明池，周围40里，初建时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之用，以后实际上也成了帝王游乐和皇家饲养鱼鳖的场所。昆明池北还有镐池，长安城内有沧池、太液池，整个长安城内陂池密布，花木茂盛。总之，西汉的长安自然生态优越，加上人工修饰，自然成为天下最美之处。唐代长安八水仍旧，但水资源已明显有所减弱，郑国渠初开时溉田四万余顷，汉白渠溉田4500顷，到了唐初郑、白两渠仅溉田万余顷，晚唐减少至6200余顷，较汉时几乎少了8／10。所以唐代关中帝王经常往洛阳就食，成了“逐粮天子”。但整个环境尚未完全破坏，曲江游赏，禊饮踏青，是长安人的岁时习俗。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反映了唐代长安的风景线。但自唐末五代以来，关中平原环境恶化的端倪已见。这是因为长期作为首都，大修宫殿，渭南秦岭、渭北北山的大批森林被砍伐，上林苑等皇家苑囿因人口骤增、耕地不足而被辟为农田，水资源已被开发殆尽。黄土高原自汉代以来农耕的开发，而使水土流失加剧，泾、渭等河泥沙量日增，河湖淤废。宋代以后，郑、白渠因渠身淤高灌溉作用已很小，其灌溉面积不及西汉的1／20，无法与汉唐相比。明清时关中平原虽然仍为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但其经济地位远不如前。近几十年来，西安地区环境恶化以至于严重缺水，与当代人不合理行为有关。但从历史长河观之，实有数千年的渊源。

自西汉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草地已开伐殆尽，连河湖滩地也都辟为耕地，西汉中期“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蹠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罢而功寡”。由于缺乏畜力，生产力难以提高，同时因粮食紧张，“六畜不育于家”①。於是单一农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唯一的生产方式。在这种农耕经济思想指导下，不断无序地开垦一切可耕土地，并且大兴水利以维持农业的高产，引起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因游牧民族的进入，单一农耕经济有所变化，但汉化是当时各民族政权的共同倾向，加强农耕经济成为政权能否站住脚的关键。所以当政权稳定以后，首要任务仍然是扩大农耕地。隋和唐代前期，黄河下游平原是全国粮食主要基地，也是水利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是当时人口最集中，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最辉煌的地区。这种鼎盛和辉煌就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地的不断扩大和向自然大量索取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就是以环境的失衡为代价的。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在战乱状态，人口逃亡，水利失修，加上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加剧，下游河湖被淤被垦，最终引起环境的恶化。所以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虽然在政局上处于和平环境之下，但河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灌溉系统破坏难以修复，土壤沙碱，水旱不时渐趋严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经济逐渐衰落，以致近代成为我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至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迁徙的方向主要是长江流域，据粗略估计，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为90万，第二次大约有650万，第三次约有1000万。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的结果，造成南方土地的大量开辟。第一次北人南迁时，长江以南尚有许多荒地，北来居民在地广人稀处建立起侨州郡县，王公贵族尚可以广据田宅，占而不垦，发展起庄园经济。第二、三次北人南迁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数量数倍于前，又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成都平原和三峡以东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苏轼说“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苏辙也说：“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当时东南地区平原地带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与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江、湖为主的造田运动。宋代长江中下游两岸圩田不知其数，如皖南、江西鄱阳湖区的圩田即始于此时，东南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更是大兴围湖垦田之风，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镇江的练湖、余姚的汝仇湖、宁波的广德湖都在这时被垦成平地。太湖流域在宋前无大灾，围湖造田后，“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当时人就指出东南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南宋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由于人口压力和豪门霸占，且湖田高产，故政令如一纸空文，两浙地区的围田反而愈演愈烈，直至宋亡。至于无湖滩可围的丘陵地区，则以垦辟山地为主。江西、福建因平原狭小，寸土皆耕，“步丘皆力穑，掌地也成田”，出现了“一寸之土，垦辟无遗”，“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的现象。迸一步解决人稠地狭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将丘陵山地都辟为梯田，于是“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成为赣、闽山地的普遍景观。湖田的围垦、山地梯田的普遍开发，对农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宋代江西、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与农耕业发展有关，而太湖流域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其代价则是上游水土流失加剧，下游河湖围垦为田，蓄水面积缩小，洪水来时泛滥成灾。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环境进一步恶化，其原因是16世纪中叶美洲耐寒、旱、瘠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的传入，使灾害之年，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迅速。17世纪初中国人口约有1．5亿，至18世纪中叶达到了3亿。人口大幅度增加，而耕地却没有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等原因，有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形成一股流民浪潮，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流民主要趋向是进入南方山区，成为棚民，从事伐木、造纸、烧炭等生业，北部的秦岭、大巴山，南方的浙西、闽西、赣南、湘西等山区大批原始森林被毁，引起长江各支流上游的水土流失严重，加速沿江河道和湖泊的淤浅，成滩与长洲，相继被垦成田。以两湖地区为例，明清以前两湖地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农业不甚发达。入明以来大量移民进入湖广，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有所谓“江西填湖广”之说，移民首先进入江汉一洞庭平原，在洞庭平原大量兴建垸田，改造湖区，变湖荒为湖田，使元末以来人口稀少的地区，一下子成为人齿日繁的经济繁荣区。清代还向荆江、汉江大堤外洲滩进发，荆江“九穴十三口”和汉江“九口”的消失，改变了河湖的关系，“往日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清代后期荆江四口分流格局形成，使华容、安乡、汉寿、武陵交界湖区淤出大片洲滩，两湖人大批进入围垦，垸田扩大。明代开始有“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背景，标志着两湖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养活了数千万人口。清乾隆年间湖北江汉两岸，“百姓生齿日繁，圩垸日多，凡蓄水之地，尽成田庐”。清代前期(顺治至嘉庆)洞庭湖区10县有大小垸田544个，共有湖田122万余亩。对湖区的稻米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因种植棉花、耕地减少时，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输出大省，明中叶开始即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清代“湖广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每年平均出境大米在600万石以上，最高时可达1000万石。其后果则是江汉穴口堵塞，河汊消失，湖泊数量减少和湖面缩小，水灾频发。1644至1820年，湖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29次，其中水灾83次，占64.3％，湖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92次，其中水灾60次，占65.2％。所造成的损失也很大，所谓“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清代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

20世纪50年代开始曾经有过“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政策失误，再加上人口的压力，造成全国性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局面。据官方统计，1949年至1981年全国毁林造田及火灾损失林地至少有670万公顷。有人认为有近一千万公顷以上，不论怎样，我国林区在近40年来不断地缩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建国以来也在不断地造林，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或管理不当，存活率仅1／3。另外，据报载有关文章，长江中下游湘、鄂、赣、皖、苏五省湖泊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湖泊面积28859平方公里，而目前只有20134平方公里，消失了8700平方公里，大多为人为围垦所致。仅湖北一省自建国初至今因围垦而减少的湖泊面积有6000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积由20世纪初的6000平方公里，缩小至50年代的4350平方公里，80年代为2691平方公里，90年代为2145平方公里，容水面积也由293亿立方米减至174亿立方米。浩淼巨浸的洞庭湖原是我国第一淡水湖，已退居第二。江苏省自1957年以来因围湖造田所消减的湖泊面积为700平方公里。湖区蓄水面积的缩小，引起溃涝灾害不断，反过来又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河多次断流，1972—1996年的25年内有19年发生断流，断流时间长达一百余天，1996年断流河段从河口向上延伸至封丘县，长达622公里。黄河流域大中城市普遍缺水，造成生产、生活的困难。北京市遭受沙暴的频次增加。这些都是森林过度开伐，草地过量放牧，水资源过度开采，不知节制，人们头脑里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结果。

考察了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变迁的特征和原因后，对21世纪我国将出现的环境问题有必要作认真的思考。

第一，从历史上看，毁林造田、围湖垦田，并非始于今日，至少也有一二千年的历史了。只是人口数量、科学技术等背景不同，于今为烈而已。历史上有识之士对毁林造田、围湖垦田的危害也曾多次呼吁过，政府也曾三令五申下过禁令，最后都成一纸空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变了，1979年也出台了《森林法》，专家学者对毁林围湖的危害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过，为什么这个宿疾始终不能治愈?这说明像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复杂的国家，我们的祖先为求生存走过一条何等曲折、艰难的道路!试想如果当年汉武帝据有黄土高原后，不推行农耕，而仍然发展畜牧业，恐怕难以守住这条国防线，最终华夏地区难逃匈奴铁骑的蹂躏!宋代以后南方人口的增加，如果不围湖造田，而是在湖荡发展水产业，能不能维持增加的人口?如此说来，今天看来非常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在当时实为无可奈何的事。我国历史上固然有不少昏庸的帝王和黑暗的时代，但也不乏励精图治的君主和清明的时代，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私利也想将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使人民过着较安定的生活，可以使他们的政权长治久安。但总是顾此失彼，发展的结果带来的是停滞，昌盛的代价是环境的恶化，繁荣以后是衰败，循环往复，难以跳出怪圈。其原因究竟何在?现在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考察，是不是可以说三四千年来问题的症结，还是我们今天同样最关心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似乎是永恒的课题。

第二，大家已经认识到保护森林、草原，扼止沙化、荒漠化速度，是保护我国环境不至于继续恶化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森林总面积约二十亿亩，覆盖率约13％。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虽然近几十年来人工造林取得不少成绩，但存活率低，破坏的速度超过种植的速度，至使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现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包括水、风蚀)，高达国土面积的38％。黄河、长江上游地区草原退化、湖泊减少，土地石化严重。全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2万平方公里，而且还在加速扩大。最近我国政府下令禁止砍伐天然森林，林区只养不砍。这个政策非常正确。21世纪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现有森林外，同时还有二十多亿亩宜林的荒山荒地需要植树造林，再覆盖13％。以我国自然条件而言，森林覆盖率能达到26％，环境当有明显改善。但以过去四十多年造林的速度，需要104年才能完成20亿亩造林任务。因此，发展林业科学，大力开展西北地区防护林的建设，对当地人民进行环境意识教育，抓好山区综合开发治理，帮助山区人民走上合理开发的道路等等，将是治理西北地区的关键。这些工作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仅仅着眼于加速建设好防护林，而没有帮助山区、林区人民脱贫致富，结果森林还是不能保护好。因为山区人民如无合理的生产之道，为了生存不得不砍伐林木。虽有法律，但法能治贪难治贫。因此，综合治理西北山区森林、荒漠地带将是21世纪的重大任务。

第三，水资源、水环境的保护将是改善我国环境的重要国策。21世纪全球将有27个国家遭受缺水之苦，中国亦在其列。目前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仅2340立方米，排第88位。已被列入世界12个贫水国之内。以国内情况而言，据统计，全国有三百多个城市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全国农村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造成粮食减产400亿斤，并有六千多万人口常年饮水困难。预计2010年将缺水315亿立方米，若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将因水资源的不足而受到阻碍。我国水资源不足有其自然和社会原因，已无需追究。问题是目前在水资源如此缺乏的条件下，水资源浪费现象却十分严重。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量的80％左右，但有效率仅30％～40％，与发达国家70％～80％利用率相差甚远。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0％，发达国家已达80％以上。我国城市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近200立方米，发达国家仅20立方米一30立方米。其他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跑、冒、滴、漏和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都使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近几十年来，水污染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全国2／3的河流和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78％的城市河段水不能饮用。结果使有限的水资源更加短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用水量将更为增大。面对我国水资源紧缺、水质污染的严峻局面，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一是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二是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宣传和教育；三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四是加强对水污染的监督和执法力度、能力。

第四，加速环境科学发展。世界各国治理环境的经验证明，对环境的投资与投资教育一样是一种效率最好的投资，一分的投资，将可在物质上、精神上获得十分的回报。但这种投资数额较大，见效较慢，需要政府有长远的眼光。同样，改善环境需要依靠环境科学，其理自喻，无需说明。但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发展要依托其他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因此，环境科学的发展又牵涉到一系列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些对今天中国的国力来说无疑存在一定的困难。21世纪如何在这些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将是全社会共同考虑的问题。

总结上文所述，今天我们对中华民族所经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似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观前后，仰俯古今，总结其中的前因后果，考虑在我国这样自然条件和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求得发展的最佳途径。21世纪中国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但也不容悲观。主要是中国政府已经十分重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但环境问题的落实并不能仅靠中央政府，还需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共同配合。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环境教育和加深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环境忧患意识，进行长期持续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政府的身体力行，其实这就是两个文明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做到这一点，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是世界上环境优美、生态合理、高度文明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