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让之对邓石如篆书篆刻的继承与发展

[导读] 吴让之深得邓石如书法篆刻之精髓而有自出新意，将运笔的轻重缓急和体势的方圆多姿融而为一，达到了刀笔相融、书印合一的艺术境界，将“邓派”书法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崔磊
新疆克拉玛依市文化馆  834000
内容摘要：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刻印家，创造了以隶写篆、书印相参的邓派篆法风格。吴让之深得邓石如书法篆刻之精髓而有自出新意，将运笔的轻重缓急和体势的方圆多姿融而为一，达到了刀笔相融、书印合一的艺术境界，将“邓派”书法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吴让之、邓石如、篆书、刻印
        邓石如（1743—1805）是我国书法刻印名家，被誉为清代碑学书家第一人，不仅“篆书笔笔从隶出”，又“以汉碑入汉印”，创造了独特的篆法风格，引领了清代篆书刻印新风尚。吴让之（1799-1870）曾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学书，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深得邓氏书法篆刻之精髓而有自出新意，篆法凝练舒展，成字精熟圆转，将运笔的轻重缓急和体势的方圆多姿融而为一，发展并完善了“邓派”艺术，对后世书法篆刻产生了极大影响。吴让之对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的继承和创新，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隶写篆，圆劲婀娜
        邓石如在书法创作上广泛吸取秦汉金石篆刻之奥诀，突显出以隶入篆、篆隶相合的特征。他不用古人惯用之短笔，而是采用长锋羊毫笔，写字之时指腕并动、力透笔端，注重笔锋的细微变化，或回或护，方圆兼具，婉转流畅，线条气势磅礴，文字力能扛鼎，令人拍案惊奇、赞绝不已。譬如，他的《白氏草堂记》并不讲求传统篆书文字的大小一致和笔画形式的齐整划一，而是将篆隶融通，以隶书之方笔写篆，以篆书之圆转写隶，令整幅作品具有强烈的金石味道，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写篆风格和审美观念。
        吴让之擅写诸体而尤精篆隶，享有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美誉。他师得邓氏以隶作篆之精义，素以“铁笔写篆”，笔锋刚正，聚毫中锋，贯以金石之风，使得线条显劲挺力，所作常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他的《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等小篆作品，走笔刚健，方圆交融，弧形笔画比重较多，形态修长多姿而又各呈其妙，颇有“吴带当风”之美感。吴让之还会根据文字的结构和作品的篇幅适当调整笔势写法，以求整体形态之妩媚滑美。比如，在他的篆书作品《吴均帖》中，所书“水”、“急”两字，笔锋均略微扁侧，显得圆劲婀娜；所书“则”、“望”等字，则将转法和折法合二为一，笔势在转处稍作停顿后，即用腕力将之内转行笔，使得转折处呈现出外方内圆之状。

二、引碑入印，师古不拘
        乾嘉之际，帖学碑学并驾齐驱，考据之风盛极一时。是时，文人士大夫藉由各地出土的古代金石文字，考史证经，著书立说。在这种学术氛围下，身为学人的邓石如亦将目光投向了新近出土的各类金石瓦当，深受其中浑厚古朴艺术特质的感染，并根据自己对古代印章与金石文字的独到见解，大力汲取秦代小篆和汉碑篆书的笔意，遽然突破汉代刻印之藩篱，直接以具有自我风格的小篆和具有汉碑风骨的篆书入印，从而开辟了引书入印、印从书出的新境界。包世臣曾这样形象地描述乃师邓石如的刻印风格和艺术成就：“山人尝言，刻印白文用汉，朱文必用宋。然仆见东坡、海岳、鸥波印章多已，何曾有如是之浑厚超脱者乎！盖缩《峄山》、《三坟》而为之，以成其奇纵于不觉。”［1］
        吴让之通过对邓石如篆刻艺术的深入研磨学习，将碑书风格引入篆刻创作，承汉印之法而出己之意，进一步丰富了邓石如的印章创作理念，突出强化了印章篆法的表现力。他所作“学然后知不足”等印，就是取法汉碑篆文，以上紧下疏之结构体征，显现出纵长修美之形态动感，与邓石如的取法方式并不相同。大体而言，邓石如注重师法汉碑之横势，藉以形成“铁钩锁”的艺术特征；吴让之则注重取法汉碑之纵势，藉以形成舒展修长的艺术表现力。吴让之曾试图将《天发神谶碑》的书风融入自己的篆刻创作当中，所作“沈平章字协轩”印中的“平”、“字”，具有明显的方笔尖收之特征，这与其所临《天发神谶碑》中的笔势运用具有相似之处。而且，他还将小篆的体势融入印面的布局安排之中，在方正平直的印面中专门刻划出一些曲线和斜线，使得方圆相融，动静结合，文字之间相互照应，印章布局活泼生动。比如，在所作“一字铜士”印中，“一”、“士”二字笔画较少，显得空灵大气；“字”、“铜”二字，笔画较多，显得茂密充实。双方在印面布局上又各成对角呼应，横生朱白相间、虚实合一之雅趣。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吴让之还将“字”、“铜”二字的竖画展开，以看似纵向的体势向外略微倾斜，将斜画曲线的笔法融入以平正为主的印面，这正是他在师法邓石如篆刻艺术基础上所作的重大创新。
三、书印相参，刀笔互融
        邓石如将书法和篆刻紧密结合，强调“书印相参”和“使刀如笔”，以冲刀法将深厚的秦汉篆隶笔意融入印文篆刻当中，刀中有笔，笔中有刀，在笔画结构上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突显字法的美感和线条的笔意，借助丰富变化的刀法笔势与挺劲流美的审美表达，使得印文形神兼备、髙古流畅、生动自然，形成了“书印相参”、“刀笔互生”的篆刻风格，促使清代篆刻发展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比如，他所作的“兼与”印（图1），就是以书入印，布局合理，灵气溢动，生机盎然，尽显流美高雅之情趣。

图1：邓石如“兼与”印
        吴让之治印兼收并蓄，师古不拘，继承并发扬了邓石如“以书入印”的艺术观，以石作纸，以刀为笔，达到了刀笔相融、书印合一的艺术境界。他所作印章乍看平易朴实，似是信手刻成，但透过印面上那些举重若轻的线条、自然空灵的笔法和疏密相间的布局，无疑可以看出过人的智慧和杰出的才华。可以说，吴让之使书法的艺术体感在印章的方寸之间有了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体现，把邓石如以意取胜的笔法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峰，将邓派刻印风格进一步发扬光大，令书印合一的艺术表现有了崭新的境界。而且，他还避免了邓石如过分重视疏密关系而略失自然率真的不足，在印章布局的平正工稳中求其变化曲折，在文字的自然排列中形成虚实对比，可谓“深获展蹙穿插的妙理，蹙以求其结密，展以求其婀娜，穿插求其呼应，使一印多字，顾盼生姿，浑然天成。”［2］比如，他所作“学然后知不足”印（图2），就是以书为本，线条强烈，婉畅多姿，产生一种粗细相间、虚实相生的空灵感。

图2：吴让之“学然后知不足”印
        实际上，吴让之并不是谨守邓派师承，而是在继承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邓石如篆刻艺术的个性特征。应该说，邓石如偏重对“印宗秦汉”的法古印学思想的“破”，其之印作尝试性质浓厚，风格尚未完全统一；吴让之则偏重对印学新理念的“立”，也就是对邓派篆刻创作技法的完善和发展，他对“印从书出”的把握和理解已经达到了精熟境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吴让之对历代金石碑帖涉猎广泛，这就保证了他在印章篆法表现艺术上的多元化；其次在于吴让之并未放弃对秦汉印学思想的磨研，将秦汉古法与邓氏家法有机融合，在承习传统篆刻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从而取得了更为辉煌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725．
［2］韩天衡．天衡印谭［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