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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古书屋藏吴让之金石书画谈(三):但使残年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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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一怪姚大鹏 发表于 2018-2-17 15:55: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朝晚期,太平天国的起义改变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渺小如一介读书之人,更不能幸免于整个时代的横流。对于吴让之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而言,一场被后世教科书称赞有加的农民起义,在当时却是一次最为可怕的动乱,生灵涂炭尸横遍野,活着的人不得不流离失所,艰难寻找容身之地。吴让之正是在这样的颠沛中凄凉度过自己的晚年。

吴让之为黄锡禧刻寿山白芙蓉对章“黄锡禧印”、“子鸿”

吴让之为黄锡禧刻寿山白芙蓉对章“黄锡禧印”(边款)

吴让之为黄锡禧刻寿山白芙蓉对章“黄锡禧印”(印拓)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破扬州,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付之一炬,原分典文汇阁秘书的吴让之不得不避兵出逃泰州,并在那度过十来年的时间,直到同治三年(1864)清廷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垂垂老矣的他才又重新回到出生之地扬州。

  扬州兵乱之际,吴让之作有《军城七夕》、《书愤》、《穷湖》等诗记录当时难平的心境,如《军城七夕》云:

  三年二月扬州破,七月今宵未解兵。鼓角星河空有梦,关山儿女不无情。织乌未稳风旌飐,扇月低悬海岸晴。舞阁歌堂杳何许,可堪明远对荒城。

  《书愤》的情感则更加激烈:

  区区边虏谁滋蔓,恨愤中原鼓角声。楚将誓心收夏口,东师束手弃湓城。连江歌哭余残垒,半壁安危仗主兵。公等峥嵘肝胆在,九重垂涕盼升平。

  其郁愤之气由此可见,事实上,“让之”之名也正是为表达他遭遇世变的这种复杂心境,才从此际开始见诸他的作品落款中。

  吴让之一生疏淡,交游并不算广阔,尤其暮年,甚至不得不寄居庙中了却残生。跟古代很多艺术家一样,其艺术生涯的展开常常依赖于几个富有的收藏家,或曰赞助人。他们之间既是朋友关系,又是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更是赞助人与受赞助人的关系。当扬州为太平军所控制之时,处于其东北角的泰州远离河道僻于内地,幸运地逃过战火的纷扰,大批书画家均选择避难于此,吴让之也正是在这里有了与姚正镛、岑镕、黄锡禧、汪鋆等人更为紧密的接触,并留下大量精彩的篆刻书画作品。

吴让之为汪鋆刻青田石对章 “砚山”、“汪鋆”

吴让之为汪鋆刻青田石对章 之“汪鋆”(印面)

吴让之为汪鋆刻青田石对章 之“汪鋆”(印拓)

  尚古书屋藏有吴让之在泰州期间为黄锡禧和汪鋆所刻的两对对章,这两个人,都是吴让之的学生。

  黄锡禧,字子鸿,又字勺园,号鸿道人、涵青阁主,斋名有栖云山馆、涵青阁等,清嘉道年间八大盐商之一、个园主人黄至筠第五子。黄子鸿善于书画诗词,喜收藏,在战乱前就师从吴让之学习书画篆刻,太平军与清军在扬州激战之时,黄家损失惨重,黄锡禧不得不与吴让之一同避乱泰州。吴让之寓泰期间,姚正镛、岑镕和黄锡禧等家道殷实(或一度殷实)的友人正是其最重要的赞助者,因此吴让之为他们所作的作品数量也最多,其中,为黄锡禧所刻印章至少在五十枚左右。

  这两方为黄锡禧所刻的对章为寿山白芙蓉所制,古兽钮,印文分别为朱文“子鸿”、白文“黄锡禧印”,原无款,现款为赵叔孺于1944(甲申)年所补刻。从咸丰八年(1858)吴让之为黄锡禧所刻“安雅”一印的边款纪年可以推断,这两方对章的创作时间也当距此时不远,风格正是吴让之顶峰时期的面貌:气息醇雅,一派汉印典型,布局典雅庄重中不乏灵动的机锋,刀法犀利老辣,特别是笔划转折处的处理,圆熟浑厚,笔趣盎然,绝对的精心之作。

  对于吴让之,黄锡禧曾经也许是重要的赞助者,但是一场动乱改变了这一切,在泰州期间,他们更为重要的关系是逃难者,是乱世中彼此熟悉的慰藉。在乱后的同治六年(1867),虽然吴让之还手抄并题跋了黄锡禧的《栖云山馆词存》,但一年后,曾经家大业大的黄氏个园,其中的一大部分房产就被黄至筠这个穷困潦倒的最小儿子卖给纪氏,家道就此中落。

吴让之刻六面印

楚客

草木有本心

  汪鋆,字砚山,江苏仪征人,工诗,能于金石,兼擅山水花卉,有《春草堂随笔》、《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扬州画苑录》等,其中,《扬州画苑录》正是为太平天国之乱期间遭逢离乱的书画家而作。汪鋆小吴让之十六岁,他在《扬州画苑录•吴延飏》中记到:鋆乱后师事之,终日晤于泰州姚氏迟云山馆。姚氏即姚正镛,当时的泰州首富,吴让之在泰州最早即借居在姚家。

  尚古书屋所藏吴让之为汪鋆所刻对章为白文,印文分别为“砚山”、“汪鋆”。此对章作于咸丰十年(1860),有吴让之原款记曰:砚山名印,让之六十二岁得心之作,庶不负此佳石。吴让之一生刻印落款者不多,而在此自称“得心之作”,殊为难得。这两方印可看作吴氏白文成熟期的代表,即求汉满白文法之神而不求其形,篆法上不刻意追求笔划的匀整,而是方圆相参,粗细结合,强调自然的书写意味;章法上分朱布白看似无所用心,实际处处精妙,如“汪鋆”一印左边水旁的曲线,右边“鋆”字部首的挪位,“砚山”两字疏密的对比呼应及右边“山”字三竖线的变化等,都极见功力。而在用刀上采用轻浅取势,典型的吴氏“浅削披转”之法。遍查印谱,吴让之为汪砚山所刻印章数量也在五十左右,然对这两方名印,汪氏无疑分外珍惜,在刻成二十三年后的光绪九年(1883),他在这对印章的边上补款道:

  咸丰己未,先生将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为图,并赋七古以赠于将发也。匆匆购得此石,先生顷刻奏刀,兴到之作,神妙无似,不第魄力沉雄已也。而先生亦极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将七十矣。然亦何幸获此,殆与斯石同不朽云。光绪九年试灯日,追朔其始,乃为赞曰:老辣痡峭,气横九州。斯冰内蕴,金石外遒。超元轶明,惟汉与牟。汪鋆谨赞。

  这段题跋让我们幸运地了解到吴让之当时的活动和这两方印章创作的始末,而吴让之创作时的得意之情和汪砚山此后的追思之意,令后之来者读来都历历在目如见其人,这正如汪鋆所愿,那段难忘的往事确与斯石同不朽了!

  寓泰十年中,吴让之先后寄住过姚正镛、岑镕、陈宝晋、朱筑轩、徐震甲及刘汉臣等人之家,虽然时有朋友间吟咏谈艺、相伴游玩的惬意,但仍改变不了生活不易的现实。社会动荡,求书者日少,他甚至一度不得不在泰州东门小校场武庙中拆字为生。而至乱后回到扬州,或许是年老疏懒,或许是心态凄然,总之他与这些朋友的交往日益少了。吴让之的泰州十年,是转如飘蓬的十年,他像一个被流放的人一样,在最后只剩下“只愿无事常相见”、“但使残年饱吃饭”的普通奢望。

  奇异的是,这一切在冥冥中似乎早有预示。

  尚古书屋所藏吴让之印章中,最有意义的是一枚吴让之自用六面印,这在吴让之传世篆刻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名品巨制!在小林斗盦先生所编的《中国篆刻丛刊•吴让之卷》中,此印列于第二,仅次于吴让之传世纪年最早的印章、35岁所刻的“观海者难为水”。此印六面均为白文,印文分别为“奉檄之余”、“坐我春风”、“楚畹农”、“楚客”、“杂佩以赠之”和“草木有本心”,气息古雅朴茂,风格意在仿汉,而实际上更近于邓石如,确实应该是让之早期的作品。如果从内容上考之,“楚客”、“楚畹农”和“草木有本心”之用典出处无疑都在著名而可悲的屈原,而“坐我春风”和“杂佩以赠之”则比喻朋友间的交往,再对照吴让之往后生涯中的一切遭遇,命运的神奇在此显现出惊人的力量:逃难十年,几同放逐,其间友朋相济,则是难得的一缕春风。在同治二年(1863)夏天魏稼孙往泰州见吴让之时,让之“松身鹤发,神完有恃。时憩僧舍,为人作书自给。以目力衰,不肯刻印(魏稼孙《吴让之印谱跋》)”;而在吴让之回到扬州后,他寄居在石牌楼观音庵,与王素、莲溪为伍,依然还是以卖书画为生。直到去世,吴让之的处境正如其自撰八言联所道: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还是一个渺小的个体面对庞大的命运时,那无可奈何的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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