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史概况

夏商周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春秋战国--军事中医史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秦汉时期中医史秦汉时期的经济，北方发展比较快。齐水渭水间的黄河流域，是当时全国经济的中心。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先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国内交通的进一步开凿，丝绸之路与东南海运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内外交流。全国人口从秦代两千万到两汉达到五千多万。

　　汉代官方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形成“经学”。在经学内部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的斗争激烈。经学的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从战国至秦汉，齐燕一带方士很多。秦始皇、汉武帝、都迷信神仙。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派侯生和卢生访求仙药。汉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终未得到。这些失败并未导致神仙思想幽灵的消灭，而是以变态形式逐渐演化，方士的活动与医药和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西汉时，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遂传入内地。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道教，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尊《道德经》为经典。道教的修练方术有守一、行气、服食、房中等，与医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体的运行情况。《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日斑”（太阳黑子）。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后来，刘歆作三统历。东汉时天文学家已认识到日蚀的原因，刘洪撰“乾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后世的历法部是基于上述历法而发展起来的。气象知识的积累，有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学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蚕桑，温泉温室的利用，对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数学、物理学、炼丹化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医药学不断提供理论知识和素材。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
、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史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先后有曹魏和蜀汉分别制定魏律和汉律、推行屯田制；西晋初期改立占田制、课田制以及对王公官员的限田制，这对抑制土地兼并、补救战争创伤和恢复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积极作用。北魏改变鲜卑族风俗、服制、语言，鼓励与汉族通婚，加强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这些改革推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和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西晋末开始的北方战乱，迫使大量汉族农民迁至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总数达70万人。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广为传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状态大为改变。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干旱地区采用了北方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创造了多种作物经营，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并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方面，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的流行。

　　佛教自西汉末由印度传入我国，到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但信佛者不多，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中国，随着佛经翻译增加和佛寺兴建，佛教迅速传播，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佛教，于是造佛寺、塑佛像、释佛经、传佛学形成高潮。以至“招提栉比，佛塔骈罗”，僧尼人数也大量增加。佛教教义将现实痛苦归罪于前世不行善，要人们忍受今世苦难，寄希望于来世，这种思想易为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社会之中的人们所接受，“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时广为传播，劳动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说佛谈禅为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涣散了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懈怠了人们创新医药的积极性，给医学的发展带来危害。

　　道教源于我国民间，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一派很有影响的宗教势力，其根本教义在于追求长生不老，还宣扬“谶纬”之说和“清静虚无”等观点。这些宗教迷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无疑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道术中有不少与医药保健有关的养生学内容，炼丹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为道教典籍和相关书籍所保存。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独尊的儒家学说，此时期因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受到很大冲击，但仍是封建统治的基本思想柱石。儒经所讲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等，对医家均有较大影响，东晋以后，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较大发展，渐成并立局面。　　南朝时梁武帝肖衍为协调儒、佛、道关系，创三教同源说，试图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统一三家。他首先兴儒家，制礼乐，倡经学，为孔子立庙，设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大兴佛教，建佛寺达700所，亲自讲演佛经，使佛教在南朝迅速发展，同时宠任道教徒陶弘景，赐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制仙丹，企求长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滨海各地大为得势。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错综复杂局面。

　　《易经》、《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玄学家熔儒家的名称与“道家”的“自然”为一体，加以改造和发挥，被称为玄学，它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们自恃清高、无为、清谈“玄理”。其思想体系甚为复杂，相当部分士人，放荡不羁，讲求服石、炼丹，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积累许多化学变化的规律和经验，从另一侧面推动医药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