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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集中来袭，中国大都市一一失守。病因何在？有无良方？
在暴雨面前，即使是首都北京，也显得脆弱不堪。七年前的2004年7月10日，北京曾出现过更强的暴雨，城区平均降雨超过80毫米。那场暴雨给将要举行奥运会的北京敲响了警钟，也给这座超级大都市的排水体系带来了些许改善。
然而，七年之后，2011年6月23日的暴雨，再次让北京难堪不已。莲花桥、丰益桥等多处路段严重积水，交通长时间堵塞；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口发生倒灌，台阶上形成“水瀑布”。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两名青年不幸葬身排水管道。
面临类似困境的，不只是北京。今年入夏以来，已有武汉、长沙等多座城市在暴雨中“沦陷”。再回溯到2007年7月18日，济南一场暴雨更是导致30多人丧生；当月的暴雨在重庆同样造成多人死亡。2010年，广州等城市也出现了暴雨内涝夺命悲剧。
城市内涝这个顽疾，病因何在？究竟有没有医治良方？
脆弱都市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暴雨考验，以及奥运会的投资刺激之后，北京排水体系依然漏洞百出
财新《新世纪》记者 崔筝 周凯莉 实习记者 董淼
北京，石景山区的一条大街。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不到任何惨剧的影子。
6月23日，北京暴雨。就在这个地方，苹果园街道办事处往东约50米的绿色广告牌下，两名在京打工的外地青年被卷入排水管道之中。一两天后，他们的尸体在几公里外的管道出口被陆续发现。
一名目击惨案的黑车司机回忆，当天接近傍晚6时，雨越下越大，宽约15米的主干道上全是黑乎乎的积水，深约30厘米。
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一辆黑色轿车在雨幕中挪移，四名青年穿着雨衣奋力推车。参与推车的一名青年说，几乎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发现其中一个同伴不见了。此时，有人惊叫：“他掉下去了！”仓促间，没有任何工具，另外一名同伴站在没有窨井盖的水涡边，用身体铸成一堵墙，阻挡其余积水涌入管道。另外两人负责救人。然而，不到一分钟，这位负责“筑墙”的同伴也被卷入水涡之中。
“那个时候，我们都惊呆了。”这位推车青年的声音十分沮丧。
至于惨剧的原因，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对媒体解释说，瞬时降雨量太大，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泄，管线内水压过高，井盖超负荷运行，造成井盖被水流顶起，发生移位。
附近居民大多是从报纸、电视和网络上，得知这一幕惨剧。附近的马大爷说，很多住在平房里的居民都忙着用脸盆往外舀水。暴雨过后几乎一周，他骑着自行车在周围遛达时，发现杨庄路、阜石路交叉的高架桥南边依然有一滩水洼，“几天都下不去”。
官方称，此次暴雨属十年一遇，从6月23日下午降雨开始至次日早上8点，城区平均降水73毫米；石景山局部地区甚至是百年一遇，一小时降水量多达128毫米。
6月30日清晨，降雨又一次光顾北京，令防汛部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奥运机遇并未奏效
为迎接奥运会，北京曾在改造排涝系统中投入巨资，其力度远远超过国内很多城市，但未有根本改进
“七年了，一点改进都没有。”提到“6·23”暴雨中再次被淹的莲花桥，原北京市水务局河湖管理处总工程师李裕宏气愤地说。
2004年7月10日的北京暴雨中，积水最深处即为位于西三环的莲花池立交桥(即莲花桥)，水深达2米。公交车还算好，小汽车整个车身都被淹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弃车而逃。那是北京城区自198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雨，数十个路段严重积水。
在此之前，北京沉浸于迎接奥运会的火热状态。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说，那时候，“大家迎奥运的思路是要把体育场馆、交通通讯之类的东西搞上。2004年的暴雨造成全城交通瘫痪，给领导们提了个醒。”
这次暴雨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迅速批示，要求北京市认真反思在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介绍，1949年的时候，北京很多地方的排水设计标准很低，甚至是0.3年一遇。“也就是说，一年淹两三次是正常的。”
此后，北京市着手建设排水管网。70多岁的李裕宏提及，北京在1950 年整治著名的臭水沟——龙须沟，将其改建为雨污合流管道。排水系统的退休专家谭乃秦也说，上世纪60年代，北京对排水系统有一个完善规划，比如沿着地铁环线(即2号线)，前门、宣武门、东便门等地带，在两个洞眼的地铁外，加建一个洞眼，建设宽8米、高4米的排水道，可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也可兼作防空洞。
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高级工程师王鸿云2006年亦撰文介绍，到1988 年底，北京将河流、明渠能改暗沟的基本改为暗沟，能盖板的也都盖了板，“雨水、排水问题基本上解决”。
但是，王鸿云指出，北京排水设施依然落后，并且使用着100多公里的明清遗留旧沟。谭乃秦也强调，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排水系统越来越不完善，“很多地方的排水系统都是缺失的，没有几百个亿都下不来”。
眼看奥运会就要到来，北京在改造排涝系统中投入巨资，其力度远远超过国内很多城市。
莲花桥自然是改造重点之一。2005年，使用了十年的莲花桥雨水泵站更新换代。原来的两台44千瓦抽水泵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两台170千瓦大功率抽水泵，“以保证汛期莲花桥下不再积水”。
北京市防汛办总工王毅告诉财新《新世纪》，莲花桥防洪设施提高到三年一遇，对莲花河也进行了疏通，排水能力大大提高。针对各方对莲花桥等路段再次积水的抱怨，他的回应是，“对于超过标准的暴雨，超过泵站排水能力的短时积水是不能避免的。”
在防洪应急体系和预案方面，北京也有很大改进。在暴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系统的投入，国内更是没有其他城市可以比拟。今年“6·23”暴雨之前，北京的气象部门提前一天即做出了预报。“这次暴雨预报得很准，头一天就通知要下大雨，雨量的估计也差不多。”程晓陶说。
此次暴雨来临之前，北京市防汛办等单位已经启动防汛戒备预警响应。当然，令人遗憾的是，预警信息未能提前公开发布，也未通过短信方式提醒所有市民。
接二连三的考验
北京等城市长期存在“重建筑、轻市政”“重地上、轻地下”和“把钱花在脸蛋上”的官僚主义做法
2004年“7·10”暴雨之后，北京又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类似考验。
2006年7月31日，一场暴雨竟然令国门受阻，首都机场的迎宾桥积水达1.7米，进出机场交通中断。2007年8月1日和6日，北三环安华桥下两次发生严重积水。2008年6月13日和7月30日，靠近大运村的知春路立交桥也严重积水。
立交桥下屡屡被淹，并非偶然。李裕宏认为，北京等城市长期存在“重建筑、轻市政”“重地上、轻地下”和“把钱花在脸蛋上”的官僚主义做法，多个下凹式的立交桥设计不合理，桥下路面多低于河道洪水位，有的甚至低于附近河道的河底，铁路、公路立交桥附近雨水管道设计标准也普遍偏低。
北京市防汛办王振宇撰文指出，许多新建项目未按标准新建排水设施。如安华桥和知春路积水，其重要原因之一都是周边新建小区、道路等不断往桥下搭建支线排水，而排水系统并没有进行相应扩大。
王振宇还透露，对于各区所辖道路，排水设施规划及建设有时滞后于道路建设，或者未按规划修建，致使道路下游无排水出路。例如朝阳区安立路、西大望路、小红门路等道路均因规划管线未修建，一度导致雨天道路积水。
几年间，安华桥、知春路等老大难路段陆续完成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其主要措施即为更换大功率的抽水泵。北京排水集团称，在非极端天下情况下，这些路段基本不会深度积水。
新建的奥运公园一带，更是被建成北京市排水工程的样板，达到五年一遇的标准，能够轻松应对每小时56毫米的降水。
但北京的排水体系仍然漏洞百出。由于设施维护水平低下，地下管网管理混乱，管道不时被施工垃圾或其他垃圾堵塞，或者是发生渗漏却无人知晓。此外，热力、供水、排水等隶属于不同部门主体，施工时各自为政，道路被随意开膛剖肚，不仅浪费纳税人资金，而且容易损伤原有管道体系。
2006年1月3日，北京市东三环京广桥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和塌方。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正是地下管道长时间渗漏。2008年汛期，由于排水通道不畅，崇文门地铁积水；京通快速路四惠站西侧北辅路道路施工造成雨水管线破坏，结果小规模降雨也会导致路段积水，影响行人通行。
被内涝困扰的居民
“这雨要再下40分钟，就该没房顶了！”首体宿舍楼半地下室的居民指着两米多高的天花板说
当莲花桥、安华桥等处在奥运会开幕之前被精心改造升级时，一些路段和附近居民依然未能摆脱内涝的困扰。
从海淀区京民医院拐入三虎桥南路，要经过一段缓缓的下坡路。大雨一至，通往白石桥的城市快速路路面积水，便沿着缓坡顺流而下，冲进首体宿舍楼半地下室的居民家中。居民们认为，2001年北京市政府改造白石桥至西三环紫竹院桥路段，快速路路基拓宽垫高，造成了年年大雨积水的局面。
路段改造的当年，首体宿舍楼第一次被淹，该路段施工单位向每户居民赔偿3000元。次年，区里修缮该路段的下水管道，在原有出水口基础上增加一个直径约1.5米的大出水口，但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到了2007年，居民们突然意识到，暴雨积水带来的可能不仅是经济损失，还有生命威胁。那年8月1日，该楼半地下室积水达1.5米深。居民王福家的大门被水拥堵，面对齐耳深的积水，他只好抱着暖气管道求生。抢险人员砸断窗户钢筋后，才将其妻子救出。
那次暴雨过了半个月，海淀区副区长杨志强协同区信访办、水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接待了居民代表。水务局表示，要从技术上解决该地积水几乎无法实现。杨志强则提出，将在明后年考虑拆迁安置。当年，海淀区投入100万元再次改善该处地下水管道，但效果仍不明显。拆迁的说法也渐渐没了下文。
2009年4月，三虎桥南路雨污水管道排水改造工程公开招标。2011年3月，三虎桥首体宿舍门口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亦对外招标。
这一切，并未阻挡住今年的暴雨。6月23日下午，三虎桥南路北段入口处，近一米深的积水令方圆百米的街道、店铺变成一片泽国。就在这条路上，七位盲人一度被困。首体南路消防中队当天紧急出动消防车抽水。
“这雨要再下40分钟，就该没房顶了！”首体宿舍楼半地下室的居民江城(化名)指着两米多高的天花板。当天下午，眼看家中的厕所、下水道像喷泉一样突突地往外冒污水，雨水从门、窗向屋里倒灌，他带着一家三口在邻居们帮助下撤离到地面。
积水在当天夜里10时左右逐渐退去。可一星期过去了，江城的家仍没有从混乱中恢复过来。被褥、衣物散乱室内，白墙上40厘米高的水印清晰可见。紫竹院街道办事处把他安置在附近一家商务会馆，他估计再过半个月才能搬回家中。
与江城隔着一个门洞的冯竹(化名)是个绘画爱好者，多年来收集的价值数千元画集毁在了这场雨中，同时报废的还有电视机等家用电器。说起这些，她抹起了眼泪。
6月29日，海淀区信访办主任赵寒，以及区房地中心、水务局、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与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赵寒提出了置换房屋和改造下水管系统两种方案，让居民们自愿选择。
滞后地下空间
地铁、地下水等地下空间的防洪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今年“6·23”暴雨中，北京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西南口进水、乘客在被雨水冲刷的台阶上行走的照片触目惊心。
运营方京港地铁新闻发言人杨苓表示，暴雨导致陶然亭站站外积水水位非常高，采取防洪措施之后仍然有水流进入进站口，所幸进站口楼梯下面放置的沙袋等物品发挥了作用，水流并未进入检票口等车站内部区域。
北京地铁公司则称，其运营的地铁1号线古城车辆段与运营正线的联络线隧洞口积水猛涨，水面持续抬高并有少量雨水进入正线，古城至苹果园区间暂停运营。
这两起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但地铁、地下水等地下空间的防洪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士的注意。
在建地铁也受到了大雨侵袭。太平洋保险称，其承保的地铁8号线二期工程回龙观站受到了“6·23”强降雨影响。王毅则在2010年的央视访谈中透露，地铁8号线二期工程西三旗站当年7月9日发生过雨水倒灌。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刘曙光教授说，杭州、广州有过洪水中地下室淹死人的情况，日本福冈则出现过地铁淹死人的案例。“这次北京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排水能力不足可能会引起短时积水。”
在上海，近年来也多次发生洪水侵入地铁的事件。刘曙光及其同事曾经撰文指出，这些事件大多系地铁出入口不能阻挡大而集中的暴雨洪水所致。
目前，地铁等地下空间并没有专门的排水标准，大部分地下空间设计时只好采用地面防洪标准，但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二者的实际条件和需要相去甚远。刘曙光表示，目前正与建设部合作制定相关标准，以求亡羊补牢。
艰难管网改造
地面建筑物密集，土地权属复杂，地下排水管网改造难度较大
奥运会之后，北京度过了2009年和2010年相对平静的两年。但危险并未消失，在全球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背景下，暴雨等极端天气在一些城市变得越来越频繁。
除了天安门和奥运公园，北京的排水管网干线设计标准通常为一年一遇至三年一遇，相当于每小时35毫米至50毫米。但近几年来，北京的多次强降雨均超过这一设计标准。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玉文表示，中国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当时或许够用，但依现在的标准来看是很低的。
北京的城市管理者正在考虑如何提高排水标准。2009年，北京市规划委牵头组织“北京市城市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标准研究”课题。
2011年初，该课题通过专家评审后，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张晓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后几年雨水资源将被更多收集利用，重点地区和重点道路的排水标准和能力也将逐步提高。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北京市远郊区县新城区做出的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中，雨水排除利用专项规划已经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设多少排水口，管子多粗等，都包含在这些设计里。”谢映霞说，“今后的新城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划中的标准规定，逐步发展。”
不过，参与了前述课题部分工作的谢映霞提醒说，此课题属于基础性研究，真正应用到工程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
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改造，无疑需要巨大投资。谭乃秦说，在全国城市中，北京对排水机制的投入算是最好的了，每年在排水系统上投入三四十个亿。
不过，法国在18世纪就出现的完善排水机制，中国至今无法承受。并且，很多人士认为，北京雨季非常短，暴雨造成的损失远远够不上需要投入的成本，因此出现了目前的尴尬状况。
周玉文指出，“即使我们有钱了，也提高不了现有排水管网的标准。”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快速发展中，地下空间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
王振宇还指出，由于地面建筑物密集，土地权属复杂，地下排水管网改造难度较大。
北京城下一步
城市在扩张，在“修修补补”模式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还会冒出来，“城市内涝治理是一个长久战”
目前媒体和民众普遍关心北京未来排水防涝工作的重点以及工作规划等，但王毅表示，防汛办一家单位无法回复。
他说，有关的规划，本来计划送市政府批示，又因为一些问题推迟了。“各方面还没有达到一致的看法。各单位看法、思路都不一致，不好形成统一的结论透露给媒体。”
这从侧面上反映了城市排水体系的行政性障碍。程晓陶表示，在城市防洪排水体系中，不同部门之间协作不畅，甚至存在矛盾。雨污合流系统排水口的管辖，就体现出部门之间的冲突。
在北京早期的排水系统建设中，雨水、污水共用一套排水系统。近年来，北京发展雨污分流系统，将雨水就近送入明河、暗河，污水集中送到污水处理厂，但仍有大量雨污合流管道。
在非汛期，按规定雨污合流管道中的污水必须通过处理才能排放。“到了汛期，防汛部门就要去把排污口打开，汛期之后，环保部门再去封上。” 程晓陶说，“有段时间，汛期发现雨水排不走，经调查才发现，是环保部门把污水进河湖的排污口都封死了。”
此外，他指出，城市排水体系缺乏骨干管网，各区域各自为政地建设排水系统，也加剧了整个排水系统的混乱。谢映霞表示，排水系统是一个整体，单独某个小区或是某段管网的改进，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多位专家还指出，防洪排涝不能只指望排水管网。对于湖泊河道日益减少的北京而言，如何尽可能地恢复和利用排水河道体系，使其与市政排水管网共同组成城市排水体系，无疑是这座城市未来的严峻挑战之一。
李裕宏说，北京排水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隐患和问题依然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即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城市建设中“填湖埋河”现象种下了苦果。
在莲花桥，就发生了因为河道洪水位高于路面，而加剧积水的情况。程晓陶感叹，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老城区，护城河就是城外的河道，雨水排到护城河就完成任务了，但现在护城河已经是城市内核的一部分，“水怎么排？”
未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防洪排涝体系面临重重挑战。程晓陶说，一方面，可能会有超设计标准的暴雨洪水发生；另一方面，城市还在扩张之中，在现有的“修修补补”工作模式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还会冒出来，“城市内涝的治理是一个长久战。”
在城市排涝的法律规定方面，中国也几乎是空白。“城市建设部门正在做。”谢映霞说。
中国城市今日面临的困境，与二战后的日本非常相似。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忽略了排水系统建设，此后长期被内涝等问题困扰。最终，日本在1977年通过相关法律，花费巨资建设骨干排水管网，并在新建小区建设雨水调节池、采用透水材料铺马路等。由于地下空间已被占用，大阪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将骨干排水管网修到地下27米处，并用盾构的方法挖了十几公里地下河。
1963年8月上旬，北京城区和近郊发生持续罕见暴雨。在近郊，4小时降雨量达到141毫米。全市被淹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共有35人死亡。李裕宏悲观地表示，如果“63·8”这样的百年大雨再来一遍，北京城仍将全部瘫痪。
6月30日，北京新一轮降雨到来时，排水管道中遇难青年的亲属已经悄悄地将他们的骨灰带回了老家。青年所在的装修公司选择了静默，市政部门尚未就这桩惨案表态。
谭乃秦则指出，以前市政部门对窨井盖只考虑“是否被贼偷”的问题，目前来看，还需要增加对耐受力更强井盖的投资。
知情者说，其中一位青年在老家的妻子距离产期只有两个月。她至今尚未得知丈夫的死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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