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 以民国甘南藏区为例，作者指导教师学科专业 提交日期，邹志伟、侯甬坚教授 历史地理学 二00六年四月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 ——以民国甘南藏区为例 邹志伟 摘要本文以民国甘南藏区为例，首先在对民国时期相关汉文文献资料进行 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做一番资料的讨论分析，并对本文相关汉文资料的使用情况作一介绍。再从拉b楞寺僧侣制度入手，结合民国时期夏河县人口和甘南游牧部 落家庭的考察，在探讨寺院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生态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历史上盛行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由于吸收了当地大批男性出家为僧，影 响了男女性别的正常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藏区入口的增长；同时，客观上 吸收了过剩人口，减少了劳动人手，从而也减轻了人类对于藏区自然环境的压力。 故而，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的存在和运作，客观上起到了调节藏区人口、 物质生活资料增长同生存环境之间趋于平衡的作用。最后从藏区生产方式与生态 环境之间藏传佛教权威的介入，初步探讨其对藏区生态环境影响的力度问题。 本文主要是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研究： 一、该研究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的说明。分别指明：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是本选题产生的缘起；选 取拉卜楞寺僧侣制度为研究切入点，并结合民国时期夏河县人口和甘南游牧部落 家庭的考察，探讨寺院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本选题的研究 目的和研究思路；丰富藏区历史环境交迁的研究是本研究理论意义的所在，期望 本研究能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一定的 参考和借鉴，做点现实意义的贡献。 二、该研究汉文资料运用的讨论与相关研究评述。对研究中汉文资料的选择 和运用情况进行举例说明和讨论，认为科学地、有选择地运用汉文资料是本文研 究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同时，该章节还对本研究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研究评述，总结认为：前人所作的相关研究，一方面给本文深入探讨藏传佛 教寺院僧t吕$1J度与藏区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持和难得的思路探索；另一 方面从历史上藏区人口与环境压力的角度来分析藏区历史环境问题，已有的研究 尚显不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问。 三、僧侣来源与藏区环境的历史地理探讨。首先从拉h楞寺僧侣的学习年限、 僧侣等级、出身来源及供养关系对拉h楞寺僧侣制度作一剖析。然后结合1928— 1945年夏河县人口及甘南藏区游牧部落相关汉文资料的考察，分析探讨民国时期 拉h楞寺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环境的关系。最后总结指出：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僧 侣制度的存在和运作，一方面，吸收大批当地男性出家为僧，造成当地男女性比 例的失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甘南藏区人口的大量增长；另一方面，客观上吸收 了过剩人口，减少了劳动人手，从而也减轻了甘南藏区环境的生存压力。换言之， 历史时期拉h楞寺僧侣制度，可以看做是调节甘南藏区人口、物质生活资料增长 同当地环境之问平衡的一枚砝码。 四、生产方式与藏区环境之间，藏传佛教权威的介入力度的探讨。通过藏传 佛教权威对民国时期该区农业、牧业以及林业要素的影响分析，初步探讨藏传佛 教权威在生产方式和藏区环境之间介入的力度问题。最后总结认为，藏传佛教传 统理念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合理成分，既为藏区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尝试。 五、检讨上述各项内容的研究过程，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指出本研究的贡 献并归纳整理相关结论。 关键词：民国时期拉p楞寺僧侣制度甘南藏区生态环境藏传佛教权威，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 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 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墨＆主：垒 日期：兰竺箜塑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同意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陕西师范大 学。本人保证毕业离校后，发表本论文或使用本论文成果时署名单位仍为陕西师 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它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 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 图书馆、院系资料室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 有毅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作者签名：筮垂垒 日期：丝盟望 一、绪论 环境变迁研究日益成为当前学术界众方家关注的重要课题，由于中国历代累 积而成的历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从而为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支持，现阶段历史地理学工作者的努力在历史环境变迁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 令人瞩目。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环境变迁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得天独 厚的条件，正如侯甬坚教授《地球科学研究期望历史学界提供什么》一文的结论 所言，“区分人类活动在环境演变中的作用和分量方向上做出使人信服的个案研究 结果，是历史学(包括历史地理学)可以为地球科学研究做出的有学术价值的工 作。”。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文为主)资料，研究和解释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 变化可能具有的影响及作用份额，是现阶段历史环境变迁研究的一条可行之路。 (一)选题缘由 首先，选取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是因为我有幸参加侯甬坚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西部环境的影响：途径、方 式和力度”， 以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为切入点，研究西部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 探讨影响环境变化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变化所能给予 的影响力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关 注；1990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建立，它致力于促进与合作 研究，描述、分析和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2004年8月，国际全球环境 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成立，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 在这种关注全球变化人文因素的学术背景下，研究探讨制度和政策因素怎样调节 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毫无疑问不失为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正如侯甬坚教 授《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一文中所认为的，“将人 类社会经济行为背后的、制约和支配着人类种种行为的制度和政策因素，视作可 能起着主要作用的人文社会动因，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和解剖，是一 种可望产生出色研究成果的技术路线”。。 其次，本文选取拉h楞寺僧侣制度为研究切入点。藏传佛教，亦称藏语系佛教， 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从其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藏传佛教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各种教派、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学习制度。作为藏传佛教传播的主要载体一 一藏传佛教寺院，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制 ①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 ②侯甬坚：“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9卷第4期，2004 年12月．第11页。 度，如基于寺院僧侣的出身、等级、学习及供养关系管理的寺院僧侣制度。而作 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著名寺院之一的拉h楞寺，历来就是安多藏区闻名的中心 寺院。到民国时期拉h楞寺的组织机构和教务、政务的统属关系比较系统，寺院 僧侣制度也发展得较为完备。因此，以拉h楞寺僧侣制度为切入点来探讨藏传佛 教寺院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的关系，既有其研究的必要性，又有其深入的可行性。 再次，本研究所选的时段和地域是民国时期的甘南藏区。民国时期的甘南藏区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大致相当于今天长江、黄河上游甘、青、川三省交界处。 由于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具有特殊的气候与环境特征；兼之该区为藏族的聚居地 区，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对该区生态环境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拉卜楞寺为代表的寺院通过一套系统、完备的寺院僧侣制度以及藏区生产方式 与生态环境之间藏传佛教权威的介入这两方面上(详见后文)。因此，本文就以这 两方面为主要研究内容，从拉卜楞寺僧侣制度入手，结合民国时期夏河县人口和 甘南游牧部落家庭的考察，探讨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初 步探讨藏传佛教权威介入的力度问题。 最后，从研究的可行性来讲，自宋元汉文文献资料的只言片语到民国汉文资料 的蔚为大观，历史上藏区的各种汉文文献资料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资料支持。这 一点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汉文资料的讨论”中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多赘言了。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藏传佛教研究专家尕藏加教授在对藏传佛教研究的展望中曾指出：“由于全球 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们越来越关心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或改善， 因而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焦点”。。就藏区自然环 境的研究而言，青藏高原地区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焦点，所取得的特色成果也最 显著；相比之下，青藏高原边缘区(如甘南藏区、滇西北藏区等)自然环境变迁 的研究则尚显不足。实际上，从自然环境的研究角度来看，青藏高原边缘区同青 藏高原地区一样，都是应该值得学术界关注的；而关注青藏高原边缘区的历史环 境，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进行相关研究，可为藏区历史环境研究提供更为独 特的样本。本文关注并探讨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自然环境的关 系，正是期望通过二者关系的深入探讨为藏区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添砖加瓦，期 望借此来丰富关乎人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意义的 ①尕藏加：“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一回顾与展望”，《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暨《中日第八次 佛教学术会议论文汇编》)，第136页。 所在。 2、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历史上藏传佛教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做出过特殊贡献。比如藏传佛 教历代高僧常用多种巧妙的方法和途径，对寺院周围的森林进行封山禁杀、育林 护林，从而使得属于寺院所有的山林以及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得到很好的保护。民 国时期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在藏传佛教史上发展到了一个鼎盛 时期。本文探讨该期拉卜楞寺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反映人类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同样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 从藏传佛教的发展角度来看，随着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开展的不断 推进，藏传佛教如何更好地适应藏族地区的现代文明，以及藏传佛教如何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都是现阶段令人关注的话题。从藏区自然环境的角 度来看，有关历史上甘南藏区的环境承载力问题的研究，对于今天我们合理开发 利用藏区环境资源，以及保护藏区生态环境都有较高的参考及借鉴意义。总之， 期望通过本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做点现实意义上的贡献。 (三)本文研究思路与内容 本文的研究时段和地域是民国时期的甘南藏区，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民国时期拉 卜楞寺僧侣制度对甘南藏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是不利，抑或是起破坏作用； 还是有利，抑或是起缓解环境退化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相关汉文资 料的解读为主，从人口与环境压力问题入手，分析民国时期拉b楞寺僧侣制度的 存在与运作是否起到平衡甘南藏区人口与环境压力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 有汉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野外实地考察以及历史学、地理学、藏学、民族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相互补正、相互结合。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了如下几点：首先，对相关的汉文文献资料作深入的解析 与判别；然后，在汉文资料解读、判别的基础上，结合1928—1945年夏河县人口 和甘南藏区游牧部落的考察，分析探讨拉h楞寺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历史环境的 关系，并初步探讨民国时期甘南藏区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藏传佛教权威介入 的力度问题；最后，总结分析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僧侣制度的存在与运作，能否像 研究思路中设想的那样，真正起至lJ-r平衡甘南藏区人口与环境压力的作用。 3 二、汉文资料讨论与研究评述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其研 究的资料来源不外乎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相关调查统计资料等。就本文 而言，由于本文研究的地域是甘南藏区，众所周知该区历史上是藏族主要聚居区 之一，自吐著兴起以来，藏族人民就在此扎根并世代生存了下来，相关藏文资料 的记载当然也不少；但出于对语言掌握现实情况的考虑，故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的选择只能关注以汉字记载为主的汉文文献。又由于本研究的时段为民国时期， 该期(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社 会调查报告与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当时的学术期刊 上，这些期刊包括《地学杂志》、《东方杂志》、《边政公论》、《康藏研究月刊》等 等。此外，与本研究有关的资料还零散地分布在方志文献资料以及有关藏传佛教 的研究论著当中。总之，与本研究有关的各类资料堆积在一起略显繁杂，有必要 做～番梳理工作。而且，科学地、有选择地运用汉文资料正是本文研究需要坚持 的首要原则。下面就本研究的汉文资料选择及使用作一介绍，同时对相关研究作 一简要评述。 (一)汉文资料讨论 众所周知，有关藏区文字记载的史料中，数量最多的是藏文资料，其次才是 汉文资料。这些汉文资料见于史籍、私家著述以及报刊当中的各类文章，数量是 相当可观的。总体而言，有关藏区的各类汉文文献资料从数量上看是不少的，从 内容上看也比较丰富。然而，这些汉文文献资料大多是问接性的文字描述，直接 涉及藏传佛教寺院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的却少之又少：大多是零散的资料堆积， 集中探讨与本研究有关问题的资料却风毛麟角。整个藏区汉文资料的情况如此， 甘南藏区的汉文资料情况亦是如此。因此，相关汉文资料的间接描述性和资料零 散性的特点要求本研究的资料搜集工作尽可能地去“广撒网”，从各类汉文资料中 搜集、整理，进而仔细地辨别、分析。 有关历史文献记录在反映自然变化方面资料特征的总结，侯甬坚教授在《地 球科学研究期望历史学界提供什么》一文中有如下阐述：“记录面广，但详略不等； 分布散漫，收集困难；定量记录缺乏，处理不易 6 8 6 8距今越近，记录越详细，分 辨率越高；记录本身反映记录者和所记录时代的认识水平”。。纵观与本文研究有 关的汉文文献资料，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尽可能“广撒网”式的搜集资料， 还需要我们搞清楚这些资料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可利用的价值大，哪些 ①侯南坚：《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87-389页。 4 可利用的价值不大。也就是说，此次藏区汉文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讨论，原则上要 做到力求齐全、力求准确、力求有用。经过筛选，与本研究有关的汉文资料，概 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四类，即方志文献资料、民国期刊资料、调查统计资料、其 它相关资料。以下就这四类汉文资料在本研究中的运用情况稍作介绍。 l、方志文献资料 选取方志文献作为资料搜集的主要对象之一，首先是因为方志文献是藏区汉文 文献资料中最主要的记载资料，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汉文资料来源之一；其次是 因为方志是以各级政区为单位，分别记载各地区方方面面情况的综合类汉文文献 资料，其中寺庙(褐庙)、宗教、户口、山川等内容比较集中地记载了与本研究有 关的地方性汉文资料。 根据记载范围和编撰体例的差别，方志可分为总恚、通志和州、厅、县志等。 总志是全国性的区域总志，是历史地理研究重要的文献资料来源。就本文而言， 可供参考的总志大致有《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等。通 志主要是指元代以来省一级的区域总志，经过翻阅查看，本研究可资利用的通志 主要有民国《甘肃通志》、《甘肃省乡土志稿》，可供参考的则有清代《卫藏通志》、 清代和民国《四川通志》等。州、厅、县志则包括清代《河州志》和《循化厅志》 以及民国《夏河县志》，其中民国《夏河县志》在本文中的利用价值最大(详见本 文第三、四部分)。 那么我们怎样运用上述方志文献资料来进行本研究呢?下面就以相关方志文 献中部分寺院僧侣人数和当地户口数的统计资料为例，具体说明一下。 表2-I、‘大清一统志》、‘西藏圣迹考，部分寺院资料对照表 ‘大漳f一统志)。中的记载 ‘西藏圣迹考)。中的记载 寺院 地理位置 僧侣人数 寺院 地理位置 僧侣人数 噶尔丹庙(甘丹寺) 拉萨东南80里 5000余 甘丹寺 拉萨东南80里 5000余 布雷峰庙 拉萨西北16里 5000余 布雷峰庙 拉萨西北16里 5000余 色拉庙 拉萨北8里 3000余 色拉庙 拉萨北8里 3000余 5000余：所属小 5000余：所属小 扎什伦布庙 日喀则 扎什伦布寺 日喀则 庙约4000余 庙约4000余 从表2-I的资料对照中我们不难发现，《大清一统志》和《西藏圣迹考》中有 关藏传佛教著名寺院的地理位置、僧侣人数的记载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前者的成 ①(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条”。 ②(清)张伯桢：《西藏圣迹考》，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北 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16函第9．15页。 书年代早于后者，故《西藏圣迹考》中有关僧侣人数的资料当是照搬《大清一统 志》的记载。这种现象在明清藏区汉文文献资料中也可谓是屡见不鲜，其主要原 因在于撰写者对旧有之说多沿袭附会，而少有细致的实地考察及相关考证。表2—2 中，察木多、巴塘、里塘地区僧侣人数、总户口数的记载也能说明这一点。因此。 本研究对此类汉文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需要我们去深入仔细地辨别、分析。 那么，诸如此类汉文资料中的僧侣人数资料到底能不能为本文所用呢?答案是 能，但要区别对待。拿《大清一统志》的僧侣人数资料来说(如表2一1)，其统计 数字的记载描述均是以整数出现，这些数字实际上都是其各自寺院僧侣的定额人 数。而僧侣的实际人数或多于此数、或少于此数，均有可能。《卫藏通志》中的僧 侣人数和总户口数的资料描述就不同于此(见表2—2)，并且对于这些数字调查的 年代都有详细记载，相比而言，其资料的可信度以及瓷料的可利用度也就比《大 清一统志》的资料强，利用的价值也相对大些。 实际上，上述现象主要是以明清时期藏区汉文文献资料最为突出。进入近代尤 其是民国以来，随着开发西北口号的提出以及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实 地考察的深入，以相关考察成果为主的甘南藏区汉文方志资料的可信度、可利用 度也愈来愈强。当然，由于本文的研究时段是民国时期，所以在相关方志文献中 主要选用民国《甘肃通志》、《甘肃省乡土志稿》、民国《夏河县志》中的僧侣人数 和总户口数，而对清代《河州志》、《循化厅志》、《大清一统志》等方志文献中的 僧侣人数和户口数资料不作引用。 一 表2—2、《卫藏通志》、清代‘四川通志》和民国‘西域遗闻'中僧侣人数与总户数对照表 ‘卫藏迸吉’。的记载 请代‘四Ⅲ通志'o的记载 民国‘西域遣蔺'o的记载 地区 僧侣人数 总户数 地区 僧侣人数 总户数 地区 僧侣人数 总户数 察木多 4500 7635 察木多 4500余 7635 察木多 4500余 7600余 康熙58年 2110 6920 巴塘 巴塘 无 无 巴塘 9480余 28153 雍正7年 9480 28153 康熙58年 3270 5320 里塘 里塘 无 无 里塘 3849 6529 雍正7年 3849 6529 2、民国期刊资料 本文中，民国期刊资料主要是指发表在民国时期学术期刊之上，与本项研究相 ①(清)和宁撰：‘卫藏通志》卷15“部落”，见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②(清)《四川通志》卷191“西域志·户口”。 ③(民国)陈克绳辑：‘西域遗闻》(全一册)，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 书别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4函第37．39页。此册民国时期又曾编入禹贡学会“边疆 丛书”系列之中。 关的论文、论著，这些资料全部为汉文。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与本研究密切相 关的民国期刊主要有《禹贡》、《地学杂志》、《东方杂志》、《边政公论》、《资源委 员会季刊》、《康藏前锋》、《边疆通讯》、《康藏研究月刊》、《地理学报》等。 本研究关注民国期刊资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的考虑。其一，它为本研究提 供了第一手的汉文资料；其二，它反映了记录者和所记录时代的认识水平，是当 时相关研究较高学术水平的展现，并且其中不乏经典名篇之作。表2—3是民国期 刊《边政公论》中与本研究有关的资料目录一览表，共有18篇论文。至于民国期 刊资料在本研究中的具体使用情况，本文第三、第四部分均有所介绍，此处就不 再赘述了。 表2-3、民国期刊‘边政公论》中与本研究有关的资科目录一览表 (1941年8月——1948年12月)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卷期 年月 1 拉h楞寺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 李安宅 第1卷第1期(创刊号) 1941年8月 2 卓尼之过去与未来(一) 明驼 第1卷第1期(创刊号) 1941年8月 3 拉h楞寺概况 李安宅 第1卷第2期 1941年9月 4 卓尼之过去与未来(续完) 明驼 第1卷第2期 1941年9月 5 论康藏喇嘛制度 胡翼成 第1卷第3、4期 1941年11月 6 我国边疆人口问题之提出 张汉光 第1卷第3、4期 1941年11月 7 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 李有义 第1卷第9、10期 1942年5月 8 甘肃之地理环境与农业区 陈正祥 第2卷第6、7、8期 1943年9月 9 甘青土壤调查记(一) 马溶之、席连之 第2卷第6、7、8期 1943年9月 10 宗教与边疆建设 李安宅 第2卷第9、10期 1943年10月 11 甘青土壤调查记(续完) 马溶之、席连之 第2卷第11、12期 1943年12月 12 西康人口问题(上) 吴文晖、朱鉴华 第3卷第l期 1944年1月 13 西康人口问题(下) 吴文晖、朱鉴华 第3卷第2期 1944年2月 14 拉h楞之地文志略 李式金 第3卷第4期 1944年4月 15 河曲——中国一极有希望之牧区 李式金 第4卷第1期 1945年1月 16 拉}楞之商业 李式金 第4卷第9、10、11、12期 1945年12月 17 拉h楞之民族 李式金 第6卷第1期 1947年3月 18 川康北界的嘉缄土司 林耀华 第6卷第2期 1947年6月 3、调查统计资料 此处的调查统计资料主要指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包括历史学者、地理学者、 7 藏学研究者以及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等)在甘南藏区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做的 相关调查与统计资料，几乎全部为汉文资料。这些汉文资料主要包括顾颉刚先生 的《西北考察日记》、张丁阳的《拉h塄设治记》、张文郁的《拉h楞视察记》、马 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李安宅先生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俞湘文 女士的《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等。 近年来，有学者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特点，其中以下两个特 点值得关注，即“考察的地点比较集中，绝大部分的考察活动都是在拉}楞进行 的，有关拉h楞的考察和研究也最多：甘南藏区的考察是日渐成熟的，后期的考 察有许多学院派的规范学术论文发表”。。上述两个特点一方面为本文选取拉h楞 寺作为典型寺院，进而研究当地藏民与自然环境的思路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 证实了此类调查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事实上，这些调查统计资料为本文研究的深 入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持，是本文重要的数据资料来源之一。 下面仅举一例，以汉文资料中有关拉h楞寺僧侣来源的资料讨论，来分析一 下调查统计资料在本项研究中的作用。 遍查明清以来各种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来源的汉文资料，其资料的描述大都有 如此记载：“每家二男，必有一人为僧”(可参见本文表3—2)。看到如此描述，我 们者口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历史时期所有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地区都是这样的情 形吗?民国甘南藏区也是这样的情形吗?前一个疑问我们姑且不论，后一个疑问 则直接关系到拉卜楞寺僧侣的来源问题，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清其僧 侣来源情况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汉文资料的相关数据中，深入甘南藏区的社会学 调查资料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上，俞湘文女士《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 一书中，在对53家(户)游牧藏区家庭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推断当时整个甘 南游牧藏区的户口数以及其家庭入寺为僧的人数——“每家平均4-5人，平均是 两家或三家之中方有一个喇嘛”。，是相关数据资料中最贴近原貌的。因此，本文 也就理所当然地使用俞湘文女士的调查统计数据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征引。 正如俞湘文在《河区藏区游牧藏民之家庭组织》一文的结论中所言，“调查与统计 的目的是在于明了一般的情况，与普遍的情况。换言之，就是要明了最多数的现 象，并不是最少数的现象。特殊的情形果然，也需要指出，但是不能把特殊的情 形来概括一般的情形”9 4、其它相关资料 ①曹鲁超：“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t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第359．360页。 ②(民国)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5页。 @俞湘文：“}可区藏区游牧藏民之家庭组织”，t萄；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1期。第40．45页。 明清实录，源于明清的官方档案，由于所记内容丰富、史料可信度较高，向来 为学术界所重视。1982年《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明实录藏族史料》(《西 藏研究丛刊》系列之八，共3册)、《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研究丛刊》系列之 九，共10册)，是研究明清时期藏区历史重要的汉文资料丛编。其中，《明实录藏 族史料》国整理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藏族僧俗官员的朝贡以及明王朝的封赐情况，极 少有涉及到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描述的史料(兹举2例如下)。因此，《明实录 藏族史料》在本项研究中的实际利用价值并不大。 “宣德元年四月茂辰松藩(潘)等处番僧刺麻圆旦儿监参等贡马”，4宣德元年四 月辛巳赐 6 8 6 8松潘等处番僧圆旦儿监参 6 8 6 8等钞、缧币表里、袭衣有差”； “宣德元年四月己卯陕西临洮王国师端竹领占等来朝，贡马。，4宣德元年四月辛 卯赐陕西临洮等卫国师端竹领占等107人钞、踩币表里、芝丝袭衣有差。” 相比之下，由于清初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清实录藏族史料》9中除整理记载 藏族僧俗官员的朝贡和清政府的封赐之外，不少篇幅涉及的是清朝历代皇帝对藏 族聚居地区的文治武功，以及当地藏族僧俗官员(包括寺院的太活佛、各地的土 司)与清王朝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而且10册本的《清实录藏族史料》，每册后 面都有编者精心编制的该册资料条目索引，从而为读者的快速查找提供了方便。 其中涉及清王朝对藏区实施的制度和政策的，主要是清初《青海善后事宜》、《川 陕事宜》等文件中有关藏族僧俗事务管理的政策以及金瓶掣签制的规定和运作等。 事实上，此类史料正是本文研究的背景文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本文的研究 过程中主要以背景资料的形式有选择的使用。 考古资料 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资料为例，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毫无疑问是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离不开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按区域划分 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甘青内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研究。但该部分偏 重于明末以前兴建的寺院考古调查，地域上主要是今天青海、宁夏、内蒙以及河 西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调查，而对甘南藏区却未有丝毫涉及。就连宿自先生本人 也承认“这部分急就成篇挂一漏万．． 6 8·至于较有系统地论述，则非绵力之所及”。。 因此，尽管此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地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却不能 为本文研究提供考古资料上的直接支持。事实上，就本项研究而言，其他相关的 藏区考古资料的运用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整体来说，考古资料在本文中的运用相 当有限。 ①《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④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页。 9 档案资料，主要是指汉文档案资料。此类资料总体上看大致有如下两大特点： ①资料的分布更为零散，散见于藏区各地档案馆的藏文汉译资料中，此外，期刊 《民国档案》中也有；②整理出版且公开发行的汉文档案资料，其内容涉及的地 域多为西藏地区，甘南藏区涉及的则很少，仅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甘 南文史资料》等在本文研究中有选择性的使用。 (二)研究评述 吴丰培先生在《番僧源流考西藏宗教源流考》一书的跋中讲到：“凡研究西 藏问题者，无不探索其宗教；而研究西藏宗教着，亦无不详考史地”o。民国以来， 众多历史学者、地理学者、藏学研究者对藏传佛教以及藏区历史地理问题均做过 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也为本文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下面就 对与本项研究有关的相关文献以及核心文献作一简要评述。 张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该书分五部分，资料截至于13世达赖、9世班 禅之时，约为光绪34年(1908年)左右。此书关于藏传佛教教派体系的论述初具 规模，但对各教派的叙述过于简略：书末附西藏寺庙概况总表，内含西藏境内72 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寺名、所在地、主持名号、所属教派及僧众数目，对西藏宗教 寺院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各寺“僧众数目”的统计数字究竟是定额僧 员还是实际僧侣数，却未给予相对精确的指示。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吕徵的《西 藏佛学原论》。，此书依据i2种西藏要籍，分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方面介 绍西藏佛学，自出版后备受学界重视，为研究西藏佛学的经典要籍之一。 俞湘文女士的《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一书，系作者在1941年下半年到 西北甘青川康四省交界游牧藏区实地调查搜集、整理的材料写成，是此次社会调 查的成果总汇。全书共分10章、2附录，分别述及该区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 政治情形、家庭组织、人口问题、经济状况、教育情形、卫生情形、宗教信仰和 生活习俗，附录部分为“拉卜楞城区机关调查报告”和“游牧藏区社会调查之经 过与心得”。其中第五章“人口问题”，以其深入调查的53家(户)游牧藏民的社 会调查资料，推断、探讨“每家平均人口数及若干部落人口总数”和“性别比例” 问题，认为“喇嘛教是藏族人口问题减少的原因之一”；并在此调查资料的基础之 上作“藏族家庭喇嘛人数统计表”，证明“藏族家庭每家平均有3入是喇嘛”之说 言过其实。俞氏此书系游牧藏区社会调查的经典之作，其结论也是本研究论证的 ①《西藏研究》编辑部编：《番僧源流考西藏宗教源流考》，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ll页。 ②《西藏研究》编辑部缟：《番僧源流考西藏宗教源流考》，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111页。 @(民国)吕擞：《西藏佛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版。 ④(民国)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10 主要依据之一，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文献。其不足之处在于，此书虽然认识到藏传 佛教是造成历史上藏族人口减少现象的一个原因，但未能进一步从藏传佛教寺院 制度角度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宗教制度因素。 李安宅先生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共有四编，前三编概括藏传 佛教的历史以及各教派情况：第四编是在他1938年一1941年甘南藏区实地调查的 基础上，系统地分析研究拉h楞寺的寺院组织、主要神佛、训练和课程、公开聚 会和拉p楞地方的人民。李先生对拉h楞寺上述几方面的分析为本文拉b楞寺僧 侣制度——僧侣的出身来源、等级、学习及供养关系管理体系的阐释开启了思路； “拉卜楞地方人民”这一章的内容和结论为本文分析民国时期拉h楞寺及其子母 寺院群僧侣人数与当地游牧藏民的户口数，进而论证民国时期拉p楞寺僧侣制度 与当地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汉文资料支持。李氏此书也是本文研究的核 心文献，遗憾的是李先生虽然初步分析了拉b楞寺的僧侣制度，也对拉b楞地方 的藏民户口人数、僧侣人数进行了实地调查，但未能对藏区人口与当地环境压力 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介永强的博士论文《西北佛教文化地理研究》@是对历史时期西北地区佛教(包 括藏传佛教)地理研究的有益探索。作者在文中设专节“河湟和河西：元代西北 藏传佛教寺院分布地带”、“河湟流域：明清西北佛教寺院密集地区”，侧重于对历 史上河湟和河西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分布情况的复原。然而从整篇论文来看，有关 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却是着墨不多，对宋元明清以来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 (历史过程、空间分布)的探讨也有待深入。郝文军的硕士论文《畜牧业生产的 环境效应分析——以清至民国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为例》。第六章第二节“生产方 式的环境效应分析”，在对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喇嘛教的讨论过程中指出： “除了在思想上加强控制外，也有控制人口增长缓解草场压力的考虑”，可惜未能 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证。 关于藏传佛教理念中的生态保护思想，现今学界有不少研究者相继做过探讨， 代表作有：桑杰端智《藏传佛教生态保护思想与实践》回、南文渊《论藏区自然禁 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陈亚艳《藏族神山崇拜与自然保护》@等。这 些研究都意识到藏传佛教传统理念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所取得的成果 ①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另，李先生的这本论著，还 有一个版本系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出版。本文所用版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 @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郝文军：《畜牧业生产的环境效应分析——以清至民国时期的鄂尔多新高原为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桑杰端智：“藏传佛教生态保护思想与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南文渊：“论藏区自然禁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陈亚艳：“藏族神山崇拜与自然保护0‘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1卷第4期。 也为藏学界所关注。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括性地讨论藏传佛教朴素 的生态保护理念对藏区环境的有利影响，而缺少实例性的深入探讨。 从上述相关文献和核心文献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前人所作的相关研究， 一方面给本文深入探讨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制度与藏区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支持和难得的思路探索；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藏区人口与环境压力的角度来分析藏 区历史环境问题，已有的研究尚显不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正因为如此，本 文的研究期望能为藏区历史环境问题做一点有益的尝试性探讨。 三、僧侣来源与藏区环境：基于1928—1945年夏河县人口、游牧部落 的考察 选取1928年至1945年这一时间段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的考虑：其一，1928 年拉h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隶属于甘肃省。夏河县的设立，一系列县政机关的 建立，意味着档案资料及入口、经济状况等相关数据的统计步入正轨。其二，20 世纪30、40年代，以李安宅先生、张其昀先生、俞湘文女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深入甘南藏区做了有关寺院、地理与社会等方面的考察，并有～批相关论文、调 查报告和论著的出版问世。换言之，以上两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支持。 (一)拉卜楞寺僧侣制度 1、拉H署寺及其子母寺院群 拉h楞寺(下文简称“拉寺”)，位于今甘肃省夏河县驻地拉卜楞镇以西的大夏 河之滨，系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著名寺院之一，康熙49年(1710年)由一世嘉木 样活佛阿旺宗哲创建。“拉卜楞”，原义为“上人居住的地方”，即活佛居住的地方， 拉h楞寺的活佛即嘉木样活佛，现已传至第六世。历史上拉h楞寺最大的特点在于 学制健全，学僧辈出，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拉h楞原系藏语“拉章”(活 佛住所)的变音，后逐渐演变而成为寺名和地名。拉卜楞地方，北接河州(临夏)， 南与四川阿坝相连，东邻岷县，西通青海。清王朝在乾隆27年(1762年)分设循 化厅，移河州通判驻之，在今夏河县境内，置南番儿十一寨。自此以后，军事归河 州镇，吏治属循化厅。民国成立后，归青海西宁道循化县；1917年将拉}楞划归甘 肃管辖；1927年，甘肃省在拉h楞成立拉卜楞设治局}1928年改为夏河县。 拉h楞寺，原称“拉章扎西旗”，康熙48年(1709年)，一世嘉木样活佛选定 大夏河之滨的扎西旗地方为寺址建造寺院。寺院竣工以后，当地蒙藏群众出于对 活佛的尊崇，便在扎西旗前面冠以“拉章”，自此，“拉章扎西旗”被广泛使用。 后来“拉章”_词转音成为“拉h楞”，“扎西旗”的地名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拉h楞遂取代扎西旗成为寺名，也成为当地的地名。建寺以来，拉卜楞寺经过270 余年的兴建、翻修和扩建，至民国五世嘉木样活佛之时，已成为拥有6大扎仓、 48座佛殿和囊欠(活佛住所)、500多座僧院(僧舍)的庞大寺院。 民国时期拉寺所属寺院除甘、青、川I、康有分布外，远至五台、北平、蒙古 一带都有其属寺分布。“位于夏河县境的九加寺、甘家寺、晒经寺、陌务寺等58 座；临潭县和临夏县境有扯八沟寺、巴里寺、刘家寺和当郎寺4座；青海省境有 果麦寺、金科寺等11座；西康省境的有理化寺、甘善(普)寺等10座；四川松 潘有协徐寺、康根寺等11座；西藏地区有甘伯寺等5座：蒙古地区有阿拉佛庆寺 13 等7座；北平、五台各1座”。，这些寺院和拉寺共同构建成一个以拉寺为首的子 母寺院群(拉寺子寺的名录可参见附录1)。 从拉寺子寺分布的数量来看，位于甘南地区的有62座，这些寺院按历史上的 习惯划分归属，与拉寺形成了子母寺的关系，受拉寺管辖。当然，并不是当地所 有其它寺院都与拉寺是子母寺的关系，比如历史上的堆隆寺(在今夏河县东，今 作沙沟寺)就不是拉寺的属寺，而隶属于青海的隆务寺。但总体而言，甘南藏区 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属于拉寺管辖的寺院还是占了大多数。图3-1是民国时期甘 南藏区主要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图，从中我们就可以对民国时期拉寺子母寺院群 的空间分布情况有所了解。 图3-1、民国时期甘南藏区主要藏传佛教寺院分布图 说明： 1、图3-1和图3-3所用底图均为中国地图出版社编绘的《中国地图集·甘肃省》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河曲地区川、甘二省是以黄河为界，图3-1 与图3—3为使此段黄河和行政界线清晰区分，敌将二者分离呈现。 2、资料来源——李安宅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7月。 0(民国)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见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第8卷，兰州：兰州古籍 书店，1990年，第335-346页。 3、资料来源中，河睦地区6座寺院、舟曲及迭部3座寺院、碌曲1座寺院的具 体位置未有说明，故图中仅标明其大体方位，容日后增补。 李安宅先生对拉h楞寺的考察主要是从它的寺院功能角度出发，将拉bN寺 “作为寺院，作为学校，作为居住区，作为一个县”回进行分析。把拉寺作为寺院、 居住区乃至一个县，必然会涉及到拉寺僧侣的出身来源的分析，比如拉寺的僧侣 主要是来源于附近地区，还是其他地区；把拉寺作为一所学校，分析僧侣的学级、 学年，得出拉寺僧侣常住寺院的年限，进而为拉寺供养关系的探讨做好铺垫。由 此可见，李安宅先生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拉寺僧侣制度——僧侣的出身 来源、等级、学习及供养关系管理体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民国时期，胡翼成曾撰文发表《论康藏喇嘛制度》，从喇嘛教寺院的历史及其 职能、功用的角度，将其功能归纳为社会机关、经济事业及政治事业三种，追溯 了康藏喇嘛帛4度的来历。。与胡翼成此文略有不同，本文所谈的拉寺僧侣制度，主 要是指拉寺僧侣的出身来源、等级、学习及供养关系管理体系，以及在此体系上 形成的各级僧侣之间的关系及行为。下面分别就拉寺僧侣的学习年限、僧侣等级、 出身来源及供养关系对拉寺僧侣制度作一剖析。 2、僧侣的学习年限 显宗和密宗是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研习的两大内容。对显密二宗佛教经典的研 习，藏传佛教各寺院都有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了学级、课程、学年及学习 的内容等，其中拉寺学制健全，相关的规定尤其是僧侣学习年限的规定最具代表 性。 表3—1、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学级、课程、学年及训练内容 学级 课程 学年 学习内容 对群 1年 “因明”，即以浅近事物， 一级 对真 1年 练习因明方法之运用 对庆 1年 蹂真 1焦 二级 “释论”，即因明学的道理和方法 蹂庆 1芷 三级 怕尔顷 1-3年 “般若” 四级 乌玛 1-3年 “中论” 五级 都哇 1-3年 “戒律” 六级 作 1-3年 “俱舍论” ①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19．121页。 ②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台刊，第9．15页。 说明：1、此表据《边政公论》1卷2期第3、4、5、6期资料整理，原题为“西藏宗教上之尊 号学位及学级名称”。 2、学级，亦称“争扎”，即藏传佛教寺院学经之次第；对群、对真、对庆，合称“对 扎”，即寺院一级僧侣所学课程，依次分3年完成；蹂真、蹂庆，合称“南木哲”， 即寺院二级僧侣所学课程，依次分2年完成。 从表3—1藏传佛教僧侣学习内容来看，主要是因明、释论、般若、中论、戒 律和俱舍论这六大方面，这些都是佛教显宗的修习内容，也就是说此表的资料表 明：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僧侣学习显宗的年限大致是9-17年不等。李安宅 先生考察拉寺僧侣显教学院课程的安排是“逻辑(因明)最少5年”，“智慧(般 若)最少4年”，“中道(中论)必须2年”，“俱舍论至少4年”，“戒律无一定年 限”。：而学级的递进主要是通过辩经的方式进行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相应的学 级继续学习佛经。按照李先生的记载，我们能得知拉寺僧侣学习显宗课程的年限 则最少需要15年；换言之，凡是入拉寺学经的僧侣学徒至少15年是需要呆在寺 院里面研习佛经的。由于手头实地调查资料有限，对民国时期拉寺僧侣学习的个 案分析(比如某某僧人的学习经历等)本文只能留待日后条件许可再傲深入。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拉寺学经僧侣学习修行的年限还是蛮长的。 那么呆在拉寺学经的僧侣人数究竟有多少昵?已见的汉文资料中对此大都没 有具体的记载，仅徐近之先生《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一文中有如下记载：“拉 h楞寺 6 8 6 8真正大喇嘛500人，普通喇嘛3600，习经者亦四五千”。。下文中对民 国时期拉寺的僧侣总人数有相关的考证，其它调查统计资料也都表明徐氏“拉寺 习经者四五千”之说不可信。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学制健全、学僧辈出是拉寺最 大的特点，包括当时青海、川康，乃至卫藏地区的一些喇嘛都慕名来到拉寺学经， 由此可以肯定民国时期在拉寺常住寺院习经的僧侣不会是少数。 3、僧侣人数与僧侣等级 民国时期拉寺的僧侣人数，李安宅先生认为有“3，600名喇嘛，一般少于此数” @。实际上3，600人是拉寺僧侣的定额人数，由于每年都有一些僧侣外出从事宗教 活动，“寺中常住喇嘛只2，000以上”国，所以有关拉寺僧侣人数的记载大都是“喇 嘛2，500有余”@。管理僧人如此众多的寺院，拉寺有其一套完备的僧侣等级制度， ①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73．177页。 ②徐近之：“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地理学报》，1934年(创刊号)第1卷第1期。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宴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20页。 ④李安宅：“拉卜楞寺概况”，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第27．35页。 ⑤(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7“政治”；(民国)马鹤天著：《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见吴坚主编．《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第20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60．162页。 16 要之，拉寺僧侣可分为上、中、下三层。结合解放初拉h楞寺僧众的统计资料， 拉寺各层僧侣及人数分别是上层僧侣——话佛68人，中层僧侣——大小僧官564 人，下层僧侣——股僧人2，792人。 图3-2、拉h楞寺上层僧侣组织系统示意图。 图3—2为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中所载民国时期拉寺上层僧侣组织的示意图。 嘉木样活佛既是拉寺的宗教首领，也是拉寺教区的政教统领。“协池佛”亦称“赤 巴”，嘉木样活佛之下有四大协池佛，即四大法台，是掌管全寺宗教活动或事物的 负责人，由全寺主要扎仓德高望重的堪布递任。“堪布”，即寺内扎仓的权威主持 人，大都由各扎仓中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担任，拉寺有阿莽强等闻名的“八 大堪布”。 4、僧侣来源及供养关系 拉寺僧侣的来源情况大致如下：嘉木样活佛为转世：大小僧官按学位、资历 威望从寺院僧侣中选拔、递任；～般僧人为修习、学经的普通僧侣。对于僧侣的 入寺条件，拉寺有如下规定：“非违背父母之命而擅自外出者；非出家而后曾还俗 者；非它寺开除者；不犯淫盗杀酒等罪者；不怀疑正法者；信教而愿常住寺院者； 年龄在7岁以上者”。。当然，寺院僧人入寺的年龄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是从小 ①(民国)张文郁：《拉h楞视察记》，见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第8卷，兰州：兰州古籍 书店，1990年．第329—350页。 ②(民国)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宗教与寺院》，见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第32卷， 兰州：兰J．i，l古籍书店，1990年，第214．238页。 进入寺院，有的是成年之后才进入寺院为僧，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是从小 入寺为僧的。由此可见，基于夏河县入口与家庭组织的考察来探讨拉寺僧侣的来 源问题，需要更多地关注下层普通僧侣的出身来源。而对于拉寺普通僧侣的出身 来源问题，各种资料历来说法不一，兹录取并整理如表3-2。 表3-2、拉h楞寺僧侣来源资料一览表 历史时期 瓷科描述 资料出处 清代 “每家二男·必有一人为僧。” 《循化厅志》卷6“寺院” 民国 “寺院颁布一种强追做喇嘛的办法 6 8 6 8家庭不得多留男 潘凌云：《拉p楞寺与喇嘛生活》 子，家庭所有男子都愿意做喇嘛时，寺院也不以家庭里无 人负责来限制 6 8 6 8且寺院喇嘛按级分职，各住僧房。” 民国 8拉寺喇嘛．来源地域含有东三省、甘、青、康、新、蒙 马鹤天：《H青藏边区考察记》 古等地；出身民族有汉、藏、蒙等族之分。一 民国 “最信佛，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 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1“地位■ 为僧．女子继产”；“寺内喇嘛无民族、地域之限制，集汉、 卷8“宗教” 藏、满、蒙、土诸族之人于一堂 6 8 6 8有汉族喇嘛50余人。” 民国 “孳枣习惯，除留1个儿子在家外，其余大都送到寺院去 徐旭：‘西北建设论》 学习喇嘛。其他人虽不进寺院修行学道，但个个都自然地 信仰佛爷。” 民国 “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为僧女子继 张丁阳：《拉h塄设治记》 产，且女子为尼者亦多，虽有一家数男皆不为僧者则寥寥 无几。” 民国 “藏家每家平均4-5人，平均是两家或三家之中方有一个 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 ● 喇嘛。” 查》 从表3—2诸条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藏民人家把其子弟送入寺 院出家为僧的现象很普遍，这一现象在拉h楞地方普遍存在也是毫无疑问的。需 要注意的一点是，《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和《夏河县志》中均提到拉寺僧侣的来源 地域并不仅仅限于拉h楞地方。正如俞湘文在《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中所 言，“拉h楞寺院那么多的喇嘛并不都是拉h楞本地的居民，拉卜楞寺中的喇嘛大 半来自未建寺院的部落，也有少数来自蒙古和内地”。。尽管如此，居住在拉卜楞 地方的藏民人家，把子弟送入其附近寺院里的还是很多。而且这些寺院从隶属关 系上看，大都从属于拉寺，是拉寺的属寺(这点可参见表3-4)。资料表明，民国 时期以拉寺为首的子母寺院群的僧侣来源主要还是来自拉h楞地方(亦称“拉寺 教区”)。 ①．(民国)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0页。 表3—2所列有关僧侣来源的描述大都以家庭为单位，那么民国时期甘南游牧 藏民家庭的人口数到底有多少昵?李安宅先生的估计是“平均每一顶帐篷有4人” o，俞湘文在《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中指出是“每家平均4—5人”。。显然， 这4—5人的家庭平均人数是藏民出家为僧(尼)之后的大致入数。 谈到僧侣的供养关系，首先不能不考虑寺院僧侣的经济来源，也即谁来养活 如此多僧侣的问题。谷千在《民主改革前四川藏传佛教的寺院经济》一文中总结 认为，历史上四川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土司头人的捐赠、历代统治 者的封赐、信教群众的布施和寺院的摊派、地租和畜租(出租牲畜)、经商和放高 利贷、各种宗教收入和额外摊派”@。甘南藏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来源的情况大致 也不外乎于此。我们来看看民国时期拉寺的财务收支情况，“每年收入约三种：一 为本寺各房田之租粮，二为寺中固有基金及茶油存品之经营利息，三为其它临时 捐募或人民供奉。支出大致亦分三种：一为对于全寺喇嘛供给1：3粮饮食，二为全 寺各佛殿每年举行法事之香火消费，三为其它本寺对外一切公费”。。从拉寺的收 入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拉寺所属土地的租粮、寺商的经营利息和百姓捐募的钱财、 实物是拉寺收入的三大支柱。 那么拉寺的经济状况是如何的呢?其财产收入的分配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概 括起来，拉h楞寺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复杂的，其财产的所有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类： 属全寺所有；属六大学院所有；属嘉木样佛宫所有；属各大小活佛所有；属普通 僧侣个人所有。此外，除去寺院公有财产的分配，拉寺普通僧侣寺院生活的经济 来源很大一块是布施而得来的。布施除了每年各大小法会以及重要纪念日(比如 二月初五是一世嘉木样涅禁纪念日)每个僧入能收入一定数额之外，还有当地施 主们供经时所散的布施。当然，普通僧侣的经济收入也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普通僧侣们的寺院生活是有高低之剐的，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从中 我们可以对拉寺供养关系问题有～个大概的了解。(1)出身家庭比较富裕，除靠 布施之外，还依靠其家庭的接济供养；有的还依靠各自老师遗留的财产。这类普 通僧侣的收入较多，生活条件也较好，但人数很少。(2)除少量的家庭接济外， 还通过到藏民家里念经、祈福来收取布施；有的懂得医术给藏民看病，得到部分 收入；有的依靠自己的工艺技术如做酥油花等，来得到些许的收入。这类僧侣的 寺院生活相对而言也是不错的，但人数也不多。(3)大部分普通僧侣的生活来源， 主要是依靠各自所在经堂的布施，不足的部分则靠寺院在对群众公开举行的宗教 ①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97页。 ②(民国)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5页。 ③谷千：“民主改革前四川藏传佛教的寺院经济”，《西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85—87页。 ④(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B。宗教”． 19 活动以及每年大小法会中的“募化”来补助。此类僧侣的寺院生活相对清贫，但 至少是不会饿肚子的，在数量上他们占了寺院僧侣的大多数。 一般而言，从小入寺的儿童，大多由在寺院里的僧人将自己的侄子、外甥等 亲属领进寺院为僧，作为后继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在没有亲属在寺的情况下，往 往认同乡，或经他人介绍入寺为僧，其生活供养也就主要由其出身的家庭负责。 就拉寺的普通僧侣来讲，由于至少15年呆在寺院里面的显宗学习，外出从事宗教 法事而分得布施、报酬的机会较少，他们的日常开支除了寺院少量的饮食供应， 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各自家庭的供养。对此，《甘肃省乡土志稿》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喇嘛寺出家不与内地寺院相同，内地与家庭断绝关系，喇嘛寺院则系上学性 质，衣食住等费用要由家庭负担。僧侣入寺后除聚会、与人家做法事外，其日常 开支很大部分要靠各自家庭的供应”o。 (二)1928．1945年夏河县人口及甘南藏区的游牧部落 民国夏河县人口，“据县政府报告有34，200余人，其中男13，700余，女20，500 余，性比例为150。县治所在居民有2，600人(喇嘛寺除外)，其中男1，320余， 女l，270余”。。这里夏河县人口统计性比例高达150，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拉寺为 首的子母寺院群吸收了拉h楞地方不少男子入寺为僧。“全县面积约3，300方公里， 人口约34，200，人口密度每方公里约10人 6 8 6 8除县城杂居外，殆尽属藏民。可耕 地约占全县面积50％，己耕地约占全县面积的2％，可耕而未耕之荒地约54万亩” 。。2％的已耕地系农业垦殖区域，可见民国夏河县的主要生产方式并非农业，事实 上游牧为主的畜牧业是当时夏河县的主要生产方式。这一点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据《循化厅志》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兵部曾议在拉卜楞一带开办屯田，其 原奏云；“川原山麓，高下不一，沙土滋泥，肥饶各别。滋泥似可屯种，沙土殊难 预期；川原可望收成，山麓恐多干旱”。。然有清一代，该屯田之议却从未在此地 付诸实施。倒是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先后在甘坪寺、夏河设置了“中央西北畜牧 改良场”、“夏河兽疫防治处”，大力扶植发展当地的畜牧产业。究其原因，除游牧 藏民生产方式的传统观念非一朝_夕即能转变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拉卜楞地 处高寒、草场优良，因地制宜发展畜牧要远优于农业。正如1936年马鹤天甘青藏 ①(民国)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宗教与寺院》，见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第32卷 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329．350页。 @(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7“政治”。 @(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1“地位”、卷4“农业”。 @‘洁)《循化厅志》卷2“山川”。 20 边区考察后所言：“该地实多适于牧，少适于农”。民国甘南藏区的人口，张其昀及任美锷先生在《甘肃省人文地理志》中，对 当时甘肃省人口调查统计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夏河县人口34，265，临 潭县人口25，792，叠部人口约50，000 6 8 6 8夏河、临潭、叠部，地高天寒，榛荒未 辟，仍为樵牧之区，人烟稀少，每方公里不足10人”。。此说应为民国时期甘南 藏区人13较为精确的统计，以此可推断当时整个甘南藏区的游牧藏民约有110，000 人，人口密度不足10人。 图3．3：民国时期甘南藏区部分部落空间分布图 说明：I、底图来源与图3-1同；图中“县治”的标示以现今县治之所在为准。 2、资料来源——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5月。第196—206页。 3、图中所标数字对应的部落名称分别为：[1]唐那河，[2]他瓦(塔哇)，[3]撒哈 ①(民国)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见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篮书》第4辑第20卷，兰州：兰州 古籍书店，1990年，第170页。 ②张其昀、任美锷：“甘肃省人文地理志”，载‘资源委员会季刊》，1942年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 第71．75页。 21 尔，[4]德穷，[5]三阔塘，E6]阔材(科才)，[7]诺拉，[8]三桥廓，[9]阿坝六部， [103西仓，[¨】祈仓，E12]麦秀，[13]洛秀．[14]阿姆桥，[15]黑错，c16]麦务， [17]卡佳，[18]杂宇，[19]玛尼，[203甘家六部落。 清至民国时期，甘南藏区各藏族部落主要是拉h楞寺和卓尼杨土司两大势力 控制管辖的卓尼48旗(包括今迭部、舟曲大部，临潭小部)以及拉h楞寺所管辖 的80多个部落(包括玛曲、碌曲)。图3-3是在解读李安宅先生考察甘南藏区部 落资料的基础之上，绘制的民国时期部分甘南藏区部落的空间分布复原图。甘南 的藏族部落通常是一个大部落下辖3—7个或更多的小部落，这些小部落名日“措 哇”、“德哇”等。一个“措哇”之下分若干“德哇”，一个“德哇”之下又分若干 有近亲关系和血缘关系的“日科”。由此可见，图3-3中标示的各部落实际上都是 包括众多小部落的大部落。 、有关民国时期整个甘南藏族部落户数和人口情况的具体记载，包括方志文献、 民国期刊，乃至当时的社会调查资料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仅仅能推断出上文中指 出的民国时期甘南藏区人口的一个大概。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组织进行了少数 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其中有关藏族部落的社会调查资料后来又整理、收录在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藏族部落》(陈庆英主编，北京：中国 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中。此书中有关甘南藏族部落户数和人口情况的统 计资料大都是1958年民主改革前后的数字，很有资料价值，现以表格的形式整理 ～番(见附录2)，为日后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三)基于民国拉I、楞寺僧侣、甘南人口资料的历史环境探讨 甘南藏区夏河、临潭一带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海拔在2，800米以上；当 地气候由于受高寒高原地貌的影响，有“六月炎暑尚著棉，终年多半是寒天”。之 说。源出拉b楞西南40公里西倾山北麓的大夏河贯穿夏河县而过，。民国时期大夏 河流域，“因所经地形之不同，又可分为三段：自拉n楞三科乎滩以南，即高原草 地，为青海大草原之东端：自拉卜楞至土门关，为峡谷地带；出土门关始入临夏 平原，为冲积平原，尚不及阶级坪地之广”。。该区土壤类型为高原栗钙土，除有 部分林区点缀分布外，植被覆盖大都为广泛分布的草原，历来为西北重要的游牧 区。民国时期，虽然该区“已略有垦殖，藏民或筑屋以居，成为村落”@，但定居 o(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2“气候”。 ②(民国)张其昀编：《夏河县志》卷2“水系”。 ③张其昀、任美锷：“甘肃省人文地理志”，载《资源委员会季刊》，1942年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 第112页一113页。 式农业垦殖的现象较少，以游牧方式为主的畜牧业仍为甘南藏区的主要生产方式。 表3—3为张其昀先生在《夏河县志》中记载的大夏河流域典型地形地貌的名 称，以及对此三类地貌名称的解释。此外，本文附录中还整理了整个藏区其它若 干地形地貌的称谓及其相关释义(见附录2)。 表3_3、《夏河县志》。所载大夏河流域地形地貌名称及其释义 地貌名称 释义 举例 坝子 “大夏河上游峡谷交错，并无广大之平川，惟在沙砾沉积，往 拉h楞寺即位于此类冲积 往成为冲积扇。当地所见之少数平川(或称‘坝子’)多由冲 扇之上 积扇连缀而成，其地势略为倾斜．不甚平坦，与一般冲积平原 稍异。” 坪 “沿大夏河西岸山坡。常见较高而平之台地．地文学上称为阶 如甘坪、临夏北原(或称万 级地，当地或称为‘坪’，或称为‘原M； 。考其成因．为旧 顷原)等 时河岸之遗迹，高出近代河床约30-50公尺，台地上部为黄土 所覆，厚达20余公尺．下部为砾石层所成。其上或为村落或 为耕地。” 滩 “高原之上。常有局部盆地，纵横数里，当地名之日‘滩’， 如甘家滩、三科乎滩等 又称‘甸子’。” ‘ 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大致有三种：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二次迁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