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文化与生态保护

文/王辛图/朱康宁

从传统习惯来说，在中国，基督教喜欢用通过慈善事业来吸引信众。而佛教，则在生态保护方面具有天然的兴趣和优势。因此，在生态保护事业中引入佛教的一些思想文化，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工作。然而，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弊端与不足。

净土文化与生态保护

当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很好的社会慈善系统。因此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基督教很早就发现，发起和维持慈善活动，解决中国老百姓现实而迫切的经济问题，是彰显上帝之爱极好的方式，也是吸引信徒的有效渠道。因为这种习惯，直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都有很好的社会慈善方面的丰富举措。

同样，作为一种高度本土化的宗教，佛教在生态保护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佛教在中国已经完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丝毫看不到它曾经是一种外来宗教。由于中国人精神上的艺术气质，他们十分喜欢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大自然的色彩。而佛教思想，继续加强了他们的这种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徒似乎是生态保护工作者天然的盟军，但当我们试图在生态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引入佛教的力量时，却会发现，其中显然是分歧多多而且困难重重的。

中国传统佛教以寺院为中心。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寺院一般是建设在城市里面，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和管制。到了唐宋之后，丛林佛教兴起，寺院选址一般都会躲避繁华城市，进入深山。因此，中国的寺院也称为“丛林”。

身处深山的寺院，建设的时候受制于资金、道路和人力局限，往往就地取材，因势建构，不自觉地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相契合，形成了传统佛教重视生态保护的传统。在中国，寺院往往不仅是佛教徒接受教化、出家僧团弘扬佛法的中心，同时也因为其风景宜人，成为文人墨客喜欢流连的地方，留下了清澈纯美的诗篇。

佛教徒普遍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尤其认为当一棵树长到足够大的时候，就会有神祇停留在上面。所以当他们砍伐树木的时候，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佛教徒认为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都是可以观察佛法的很好的对象，他们能够从大自然中得到很多特别的感悟，这些，都是佛教徒发自内心爱护生态的基础。

当代佛教在中国有强劲的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历史上所不同的，它更以“放生”这样一种活动呈现出来。其规模之大令人咂舌，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关注，连国际观察人士都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以十分困惑的笔触描述道：大规模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为了迎合人们对野生动物的需求。虽然具体数字很难确定，不过有文章估算，香港的两个市场每年会售卖掉63万只鸟，而它们中的大多数鸟儿归宿都是放生。很多动物，可能有一半鸟儿，会在捕获和转运的过程中因压力、疾病或处理不当死亡。

报道称，使用人工饲养和珍稀物种放生也无济于事，放生会对当地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灾难，中国水生生态学专家周卓诚就举了北美食蚊鱼——一种很火的放生鱼类的例子。这种鱼以日本米鱼的鱼卵为食，导致后者在某些水域彻底绝种。更为残酷的是，很多被放生的动物又被人捕捞上来，售卖给别的放生者。那些禁不起折腾而死掉的动物就被当成食物论斤卖掉了。

放生，东亚佛教的一个字眼，就是将俘获的动物放归大自然。放生的目的在于显示慈悲心，积德行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在毛泽东时期，和其他佛教行为一样，放生被指是迷信活动。如今，放生又卷土重来，尤其得到了年轻人和富有阶层的青睐。

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很难评估每年中国佛教徒投入了多少资金用于放生活动。但通过私下进行的电话调查，可以略见一斑。一位广东的出家僧人十分自豪地宣布，在2016年，他大概向大海中投放了价值四百万人民币的各类鱼、龟等动物。一位在江西某寺院护生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每年全国巡回放生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而在全国各地，还活跃着无数大大小小并不归寺院领导，而是居士自发组织的放生团体。一种可以参考的惊人估计是，每年佛教徒用于放生的资金或许超过两亿美元，折合十五亿人民币。当然，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核实，事实上也是无法核实的。因为中国的寺院大多没有透明的财务报告。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放生并非属于佛教的固定行为。大规模的放生，是在最近一些年才出现的现象。对于生态保护工作者来说，很多放生行为是完全违背科学而且没有成效的。但对于放生者而言，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因此，双方在网络上经常发生争吵，以至于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尽管双方的目的都是保护动物，但动物保护工作者和佛教的放生者，却极少交集。他们的筹款渠道以及活动的目标，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因而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佛教徒放生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他们关注的目标，是积累佛教的功德。这就类似一个大学生取得学分的过程。一个大学生必须要取得足够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而佛教徒则认为，通往成佛之路，也需要付出很多，包括磕头、念佛、放生等等，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而且是数量越多越好。这就是功德的积累，这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入场券。

或许对于动物保护人士来说，这是不容易理解的，但对于佛教徒而言，这却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快！放生也需要又多又快！尤其是当一个佛教徒自己或者亲属患病之后，他对放生的需求就更加迫切，因为他认为（或者是听说），放生可以使疾病迅速痊愈，在潜意识里，他会觉得这是“一命换一命”。因此，放生者对于放生行为是否符合科学，符合动物习性不甚关注，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了。如果他向淡水河里投放一条海鱼，而这条海鱼转眼就死了，一般来说，他并不会责备自己无知，而是另外有一套解释的理论。他仍然会欢欢喜喜地回家去。

事实上，大规模、无原则的放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重要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就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功德观念。据笔者观察，传统佛教的大多数积弊，都来自于此。

对于佛教徒而言，最大的奖赏，莫过于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前往极乐世界。然而极乐世界并非公共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报名进入。不同的佛教流派为极乐世界设置了不同的门票，而有些门票是比较昂贵的。

因此，有些佛教徒会通宵达旦地在大殿里走路，奔跑，直到精神高度疲乏，甚至出现幻觉，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功德境界。有些佛教徒会十分严格地遵守各种性生活的规则，使夫妻生活出现困扰。因为他认为遵守这些戒律也是巨大的功德。某些即便切除了肠胃的佛教徒也坚持不吃晚饭，认为这也是一种功德。一部分佛教徒认为烧某些特别的图符、背诵十分艰涩的咒语，能够具有神奇的功德。

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信仰的需求。放生亦如此！因此，一般情况下，引导佛教徒进入生态保护事业，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解脱。而生命的解脱，必须要快！功德的积累，必须要快。因为他要用这些去换取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复杂的、专业性的、需要极大耐心进行的生态保护事业或则动物保护事业，尽管有意义，但对于他来说，太慢了。

事实上，这些行为和思想，是否真的是真正的佛教的教导，还是个人的臆想，是值得探讨的。

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的生态保护事业中引入传统佛教的力量，存在上述的各种障碍。尤其是佛教徒对于积功累德的迫切需求，本来是极好的心愿，却在现实实践中，已经成为最大的障碍。因为生态保护和动物保护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它需要极大的付出，极大的耐心。

正如本文开端所述，佛教对于生态保护，本来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很可惜由于传统佛教的功德观念，佛教群体在当代的生态与动物保护事业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遭来不必要的诟病。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误会。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基督教在社会慈善事业上的努力，使其在很多地区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成功。这说明，一种宗教事业的拓展，极有必要通过一种社会公众所熟知的渠道。而相比之下，传统佛教就显得闭塞和保守多了。

然而，中国佛教中的净土宗，却有机会成为生态保护事业的同盟军。将净土宗的力量、文化以及理念引入到生态保护事业，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因为自然保护区的观念，十分接近现世净土的含义。

笔者认为，善导大师所创立的净土宗，是一种“信众友好型”的信仰，它使信众不会像传统佛教那样精神紧张。就如同当年微软公司开发视窗系统的时候，被称为“界面友好”的系统，使得用户不需要背诵无数口令那么艰苦。事实上，净土宗还可以做到“社会友好”和“环境友好”。

总结来说，净土宗作为教义简洁清楚的佛教宗派，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事业，不失为树立社会形象、开发与吸引信众、凝聚人心与力量的良好方式。这无论对于净土宗本身的发展和丰富，还是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进步，都是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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