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园林文化考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仪征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园林现在几乎难觅踪迹，但仪征在中国乃至世界园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勿庸置疑。仪征的园林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

一、仪征园林文化的演变轨迹

    在仪征2500年历史中，有藉可查的最早为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率舟伐吴，于城子山（今曹山）筑东巡台临江观兵，初见仪征园林史端倪。但仪征真正建设称得上园林的其实要晚很多，宋代仪征从建安军升为真州后，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后，园林开始兴建。宋代建有7座园林：东园、新园、梅园、同乐园、范氏园、丽芳园和北山园。其中建的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东园。真州是东南之水会，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衙门的所在地。龙图阁直学士施正臣、侍御史许子春担任正副发运使，监察御史里行马仲涂做判官。三人利用州里监军荒废的营地修造东园，欧阳修为之作《真州东园记》，蔡襄为之题额。名园、名记、名书，被称为“真州三绝”。元代战乱不断，仪征园林破坏殆尽。明代，仪征园林得以恢复和发展。明代仪征园林共修建了小林泉、江上别墅、东津别墅、休园、小东园、丽江园、澄江园、玉虚园、丰原园、寤园（荣园、西园）、闵园、东皋别墅和横山草堂13座园林。其中最具代表是寤园，为中书汪士衡（即汪机，清康熙七年《仪真县志》卷五《选举志》著录：“汪机：奉例助饷，授文华殿中书”） 所筑，造园大师计成设计建造。清代仪征园林建设进入鼎盛时期，从康熙至嘉庆年间建有涉园、萧园、怡园、半湾园、厉园、南园、罗园、蒋园、也园、吴园、江村、水香别墅、白沙翠竹江村、因圃、五世读书圃、汪园和朴园共17座园林。从规模和名声来看，以白沙翠竹江村最为有名，在新城都天庙东南面江一带，为里人张均阳所筑，经后来的主人徽商郑肇新扩建，园内存耕烟荣、香叶山堂、见山楼、华黍斋、小山湫、东溪白云亭、溉岩、芙蓉沜，箖箊径、度鹤桥、因是庵、寸草亭、乳桐岭 等13处景点，并在此经常款待著名画家石涛。石涛不仅画了《江村泛舟图卷》 ，还作了《白沙翠竹江村阁诗十三首》。后来郑板桥二十六岁在此设塾教书，江村的美景让郑板桥在授课之余写字、吟诗、作画，画竹水平有了很大长进。清末及民国年间，仪征园林走向衰落，一些盐商巨贾发迹后在扬州或回老家兴建园林，本地的园林也因自然或战乱原因逐步湮没于荒草之中。

二、仪征园林文化的历史探源

纵观仪征园林的发展历程和兴衰成败，主要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仪征历史上地位转换有关。

从经济角度来看仪征的园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规模的中原向南方移民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北方先后发生“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政权间连续多年的战争，中原人民向南方迁移。第二次发生在唐代中期，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北方的人民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第三次在北宋末年“靖康年间”中原人民“护陛南下”。地处长江岸边的仪征，是中原人民向南方迁移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有不少中原移民落根于此。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或多或少地对仪征的园林艺术产生一定影响，打上一定烙印，形成了仪征园林文化南北风格兼容，既有北方园林雄浑大气，又要南方园林的精致秀气，南北方文化在此很好地融合。

从仪征发展来看仪征的园林。仪征2500年历史中，地理位置日渐重要。隋炀帝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今仪征境内东南）入江，仪征扼江、淮、运之襟要，为“东南水会”，成为漕粮、淮盐的中转港口。特别是宋真宗时，有人报告仪征这一带出现王气，真州命人在此熔铸圣像，铸造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四座金像，因塑像仪容逼真，仪征升格为真州，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真州转运的粮食占全国漕运的七成，吏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溥说：“真州面江背淮，为一都会。”清朝时仪征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盐集散地。清人汪中形容：唯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上，望之隐若城郭。清末仪征十二圩就有了江淮历史上最早的发电厂、电报局、铁路等，人口达二十万人，有“小上海”之誉。

从文化积淀的角度看仪征园林。清人诸乃方将仪征的四时八节美景绘作《真州八景》，从“仓桥塔影”、“南山积雪”、“泮池新柳”等景点中可以看出，仪征园林与周围美景相映生辉。仪征园林大多不大，除少数如东园、涉园公用外，多为本地读书人中了举人、进士，在外面当了官，功成名就，有了一定积蓄，陆续在家乡兴土木，或者外籍人在仪征发迹后兴建或购置，“园林多是宅”，如东津别墅、休园等。这些官绅巨贾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仪征人或在仪征获取财富的外地人往往通过建造自己的园林或购买园林来实现，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得到充分的享受，另一方面也赢得别人的羡慕和敬重，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自我满足的需要。

三、仪征园林文化的内在特征

仪征园林多为简约式园林，多依山傍水，巧妙借景。主要是材料来源的限制。仪征处于江淮冲积平原，缺少石材，假山石材多从外地运来，如大理石、太湖石、灵壁石等，品种虽多，但石料来自外地，开采、运输成本较为高昂，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大多石料较小，因而堆叠手法上多用“石包土”手法。只能根据石形、石色、石纹、石理、石性凑合而成，因此缺乏雄浑之气，因而叠石中更多以追求意象为主，点缀修饰。这样的园林时间一长，如不加修缮，叠石易脱落，山形易损坏，难以长久保存。

仪征园林大多建在城市及近郊，主要在今真州、新城、朴席、马集沿江一线境内，大多依山傍水，利用优美自然生态环境建造。宋代范氏园苏东坡作客真州时到此喝过酒，留下了优美诗句；“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范氏园就是巧借真州城南一隅的自然山水。

仪征园林大多为文人式园林，因而带有明显文人风格。他们追求以享受“诗情画意”标榜风雅，但这并不意味着园林仅仅是简约，他们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在一定意义上说也追求豪华、炫耀自己的富有。因而尽管园林大多数并不大，但从总体风貌、建筑尺度、材料规格等方面应该说都尽显铺张华丽的格调，特别是选材中，多用楠木、紫檀、红木等高档材料，做工十分精细考究。小桥流水也好，假山花园、树木花卉也好，既体现文人注重园林的人工因素与自然要素的和谐统一，以小托大，含蓄自然，极具诗情画意，同时也力求名贵，彰显主人身份。仅从明人张岱所写《陶庵梦忆》中评仪征汪园三峰石就可见不同凡响：“余见其弃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阔二丈而痴，痴妙。一黑石阔八丈，高丈五而瘦，瘦妙。”遗弃在地上的二石皆令张岱的痴妙、瘦妙，可见当时汪园之中用石之奢。

四、仪征园林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今天，仪征园林文化很少有人知道，但在中国历史上，其影响深远，甚至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仪征园林多为小巧园林，但其中有几座却是巧夺天工，这与其设计者很有关系，特别是造园大师计成、戈裕良等有密切关系，值得一书的是世界级造园大师计成。

生于1582年的明末造园家计成，为吴江同里人，他善画山水，属写实派画家，喜好游历风景名胜，青年时代到过北京、湖广等地，中年到润州（今镇江）定居。计成一生造园中有四大杰作：为晋陵（今武进）进士吴玄建“东第园”，虽仅五亩，然吴玄认为“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矣。”为江都进士郑元勋在扬州规划“影园”，“广陵胜处知何处，不说迷楼说影园”。董其昌以园之柳影、水影、山影而名之，并为之书额。在南京为太常少卿阮大钺建“石巢园”，还有一园即中翰汪士衡请计成在銮江（今仪征）城西筑寤园。园内有“篆之廊”，它“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清康熙《仪真县志·名迹》记载其“在新济桥，中书汪机置。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名公题咏甚多。” 阮大铖称：“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

计成在造园之余，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整理了在修建吴氏园和汪氏园所作的部分图纸，于1634年写成中《园冶》一书，流于后世。“秋兰吐芳、意莹调逸”是时人对计成的精炼评价。《园冶》初名《园牧》，进士曹履吉来仪征拜访汪士衡，计成作陪，曹对寤园赞赏有嘉，询问计成用了什么方法，使关仝、荆浩（五代后梁画家）的画境变为现实？计成把自己手稿给曹看，曹脱口而出；“此乃前无古人的开创，称牧虽不失谦虚，称冶却当之无愧。”计成在书付印时，更名为园冶。由于政治原因（为《园冶》作序的阮大铖乞降于清，阮的所有著作列为禁书），《园冶》问世后，在国内造园界未生涟漪。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在日本发现抄本（在日本称作《夺天工》），随即加以整理出版，使其光芒重现，后有多种释本出现。

《园冶》全书约1.8万字，插图253幅，基本上采用四六骈文体裁，措辞优美、行文潇洒，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并运用分类方法，深入探索造园理论和实践，全书共有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装折、屋宇、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十三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肯定设计师地位，大胆提倡以设计师主导造园活动，而不是主人或匠人。计成第一个明确指出园林所追求的境界是文人理想中的山水之乐、自然之美，第一次系统提出借景为“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园冶》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造园著作，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经典，影响深远，书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八字真言，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最高境界，早已被造园家们奉为最高的美学原则。